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由上述探讨可以看到，刘知几尖锐批评孔子及儒经的谬误，是对历史上的勇于疑古、不盲从权威的优良思想传统的发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孔子及儒经持否定立场。
　　3。天人论与变易论刘知几的天人论颇引起现当代学术界的注重，多数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命定论，具有无神论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刘知几是一个十足的有神论者。刘知几的天人论思想是较为复杂的，具有两重性的特征，既承认人事起主要作用，又不否认天的意志。天人论本身又分为二个层次，以下依次探讨。其一，"天"有无意识？"天"与"人"有无感应？这是自古以来就不断探讨的问题。《史通》中《书志》篇论说了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天道和人事间有感应，"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所以史书应记这类事，"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飏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
　　①　《史通·疑古》。
　　①　《史通·疑古》。
　　②　《论衡·问孔》。
　　③　《史通·惑经》。
　　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
　　二是某些天道和人事无感应，"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慧星出"，这属于自然界动物与天象之间的感应，和人类没有关系，"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事"，所以不必载入史书。他认为天象古今不变，记载自然的天象没有意义，因而主张取消正史中的《天文志》。
　　由此可见，刘知几认为史书应记的内容，是天象灾异预示人间祸福的天人感应之类事例；而他认为不应记的，恰恰属于科学范畴的天文学内容。天象并非历代不变，而且人们对天象的认识程度和编制的历法，历代也有变化。假如历代正史均有《天文志》记此类内容，那么合起来无异于一部天文史长编。当然，刘知几当时对自然科学缺乏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天人之间或有感应，或无感应，那么人们对天道能否完全认识呢？
　　刘知几认为不能，他举出一些例子，"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鹏集贾生之所。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这类预兆不吉但结果很好的事，都属于"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史书可以记载，但不必强为解说。因而他赞赏"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与此相应，他坚决反对"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刘知几并不否认天降祥瑞或灾象以向世人显示天意，但他认为世人编造的祥异之事太多了，已经造成了泛滥趋势，因而他激烈抨击假造天意的丑恶行为。他说，"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不过一二"，可是近代以来所谓"祥瑞"就太频繁"出现"了，"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胜"①。这对统治者假造天意以欺人的骗局，是一个有力的揭露。
　　正史中的《五行志》是专记祥瑞灾异及其征验结果的。《史通》中有《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主要批驳了《汉书·五行志》的谬误。遂有学者认为刘知几反对五行灾异之说，主张取消《五行志》。这是一种误解。
　　刘知几认为《五行志》的撰修是必要的。这基于他的灾祥彰兆之说，"案灾祥之作，将应后来；事迹之彰，用符前兆"②。他对《左传》所记灾祥很是欣赏，"当春秋之时，诸国贤俊多矣。如沙鹿其坏，梁山云崩，鹢退蜚于宋都，龙交斗于郑水。或伯宗、子产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过盛言其必应。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故左氏书之不刊，贻厥来裔"。他也曾指出《五行志》的性质作用，"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①。那么他为何又专作《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呢？
　　首先，他认为班固所作的《汉书·五行志》在显示灾祥征验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如只记灾祥，但未记与人间何事相应，"《志》云：孝昭元凤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京房《易传》云：'太山之石
　　①　《史通·书事》。
　　②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颠而下，圣人受命人君虏'。又曰：'石立于山，同姓为天下雄。'"刘知几不满意班固只做了一半工作，于是他一一补充说明上述祥异与人间何事对应，认为这是汉宣帝即位之祥，宣帝出自民间，"所谓庶人受命"，"以曾孙血属，上纂皇统，所谓同姓雄者也"。昌邑王被废，贬谪远方，"所谓人君虏者也"。刘知几还认为班固《五行志》时常"见小忘大，举轻略重"，以致漏记了汉代的一些重要灾异，"且当炎汉之代，厥异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风如血；于公在职，亢阳为旱。惟纪与传，各具其详，在于《志》中，独无其说者，何哉？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另一批评是，在史料来源上选择欠妥。他认为关于灾祥的记载，《左传》要比《公羊传》、《谷梁传》可靠。然而董仲舒、刘向等，"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奓言"，"何其妄也？"③其次，刘知几对《五行志》的虚妄处也进行了批判，其尖锐和猛烈程度都是历史上少见的。
　　他指责《五行志》对许多灾祥强作解释，"如蜮之为惑，麋之为迷，陨五石者齐五子之征，溃七山者汉七国之象，。。诸如此比，其类弘多，徒有解释，无足观采"①。
　　他批评《五行志》释灾祥时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扯到一起，时间对不上，地理位置也对不上。他又分别举例说明了征异不确，出处不清，解释矛盾等等《五行志》的谬误处。
　　由上述可知，刘知几相信经过慎重去取的灾祥神异，而反对明显荒谬的灾祥神异。他对董仲舒、刘向、班固等关于灾祥神异的某些解释给予了坚决批判，揭露其虚妄之处，有时还追寻谬误发生的根源。从那个时代来看，他的批判较为全面、深刻，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是要使《五行志》更加完善，更加严谨。他是站在纠谬补缺的角度来评论《五行志》的。
　　刘知几天人论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天命与人事的看法。
　　以往学者在论证刘知几反对命定论，不相信天命时，均引用他的这一段话："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志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乍一看，似乎刘知几确是反对天命，其实他本意并不如此简单。上面这段话出自《史通·杂说上》，被包括在一整段长达424　个字的论述中，刘知几在这里对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作了较完整的阐说。为了全面了解他的观点，以下将他这番话分4　个小段落进行考察：《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易益乎？"刘知几首先转引《史记·魏世家》太史公论魏亡之语，作为自己批驳的靶子，下面展开自己的议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弧箕服，章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②　《史通·五行志错误》。
　　③　《史通·五行志杂驳》。
　　①　《史通·五行志错误》。
　　文成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责者哉？此段话表达了五层意思：其一，不同意太史公的观点，即所谓天意已定，魏无论任用何人也不能免于灭亡。提出自己论点，论成败，应以人事为主（含以命为辅之意），不能单单依据天命。其二，进一步征引晋、秦、西周、鲁分别败亡于夷吾、胡亥、幽王、稠父之手的事例，说明人的所作所为是成败关键。其三，成败又不单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以上4　国之败亡均早有预兆，"天孽难逃"。其四，在天命和人事的两个因素中，人事更主要一些。虽然国之败亡早有预兆，但假若上述4　个亡国之君有德有才，结局就不一样了。其五，以小结驳太史公，如果按照太史公说法推论，既然天意已定，那么亡国之君也就都有开脱罪责的理由了，为何偏偏宽容魏君。
　　由上论可知，刘知几的观点是：天命和人事相结合，以人事为主。他讲天命，未否定人事；他讲人事，未否定天命。他反对"必推命而言"，是反对脱离人事单纯讲天命，而并不是不承认天命。否则这段话先强调国之亡在人事，紧接着又强调国之亡有先兆，在语意上逻辑上解释不通。以往论者往往只引用此段前头几句，得出刘知几重人事反天命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