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道方说，"老君作范，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极慈极爱"，而"释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阇王杀父，翻说无愆，调达射兄，无闻得罪"。释方讥庄子在妻死时扣盆而歌，违"华俗之训"，又表示承认礼教之忠孝大义，"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为人君也"。然后又指出佛教之义乃为更高一层次的"至仁"、"巨孝"，"化周万国，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实圣王之巨孝"。最后又以佛经之言含蓄表明佛门对孝的特殊理解，因人生轮回，互为父子，因而行普正之心，即是普亲之义，"佛经言：'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异，三界孰辨怨亲？'又言：'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数为知识，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舍俗趣真，均庶类于天属；遗荣即道，等含气于己亲"。3。社会影响之辩佛、道都指责对方破坏社会稳定，秽乱民众，干扰生产生活，因为这一点最为统治者所担心。能证明本教是辅助长治久安的最可靠思想体系，本教自然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道方说，"夫圣人应世，本以济益苍生"，"若一女不织，天下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为之少食。今释迦垂法，不织不耕"，"是知持盂震锡，糊口谁凭；左衽偏衣，于何取托？故当一岁之中，饥寒总至，未闻利益，已见困穷"。释方则指责道教求仙的糜费，"仙道尚于金玉，劳一生之虚费"，"未见服丹不死，饵液长生"，又指责道教关于男女和合之法等语言污秽，"汝法如是，秽乱生民。若劝百姓，依汝法行，则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种；无礼无义，家生枭獍之儿，明矣"。
　　道方又攻击佛教徒不妻不娶，"夫国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是以赐及育子之门，恩流孕妇之室"，"故得国家富疆，天下昌盛"，"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俗人想要从佛门求福，就如同怕溺水的人偏偏奔赴大河一样。而上古与近世历史证明，"无佛而祚延"，"有僧而运促"。释方则力陈佛教传播可使国家安定，"释氏之化，无所不可"，在"济俗"方面功列首位，"夫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故知五戒十善，为正治之本矣"。释方接着说明，国家兴亡与否，不在于有佛无佛，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作为，"故尧舜禹汤，咸享嘉寿；桀纣幽厉，无终永年；姬发履道而龄长，嬴政刑淫而祚短"。4。老子化胡之辩该书据说为东晋道士王浮著，宣称释迦是老子的徒弟尹喜的化身，书中以老子口气说："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道士以此经论证佛为道教弟子，自然应是道先佛后。僧人则竭力证明此经为伪经。这次辩论中，双方又论起这个话题。道方说，自有文字以来，"前贤往圣"皆著书作史，朝中史官也是"直笔直言，无矫无妄"，意谓中国经籍是可信的，"《魏书外国传》、皇甫谧《高士传》，并曰桑门《浮图经》，老子所作。袁宏《后汉记》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经诰，其说甚多。'《明威化胡》等经，并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过，自髠自翦，谢愆谢罪"。释方争辩道，根据《魏略》及《西域传》，考秦景传佛经之事，都未提到老子。只是"晋世道士王浮，改《西域传》为《明威化胡经》，乃称老子流沙教胡王为浮图，变身作佛，方有佛兴，盖诬罔之极也"。另外，经检核袁宏《后汉记》"本无老子作佛之文"，现今朝廷博闻多识者俱在，"岂可塞耳偷铃，指鹿为马"。释方又讥讽道方在这场辩论中先是攻击佛教的方方面面，最后却又声称老子传佛经，是佛教创始人，是严重的自相矛盾，"先讥十异，后赞一同，首轴之间，毁誉矛盾"。
　　在这次佛、道论战中，双方都心高气盛，言辞火药味十足，意欲压倒对方。辩论的内容很多是两教传说及细微末节的探讨，如双方教主的容貌、出生时间、寿命等等，较少对二教思想理论的比较辨析。但这次论战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平等辩论的机会，使得两教思想直接交锋，既给朝廷也给百姓提供了比较佛、道优劣短长的难得契机，同时也使佛、道觉察到自身有些不足之处需加以弥补。这次辩论也显示，佛、道往往以儒家礼教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都力求证明本教思想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都指责对方违背儒家礼义伦常，这表明儒家的正宗地位已为佛、道所承认，佛、道二教均欲联合儒家以排挤掉对方。这次辩论也显示，朝廷平衡二教势力，以二教辅治的策略初获成功，佛、道均标榜本教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之功用。朝廷所需要进一步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佛、道矛盾，不使双方攻讦、冲突过于激烈，因为佛、道均将对方批驳得一无是处，那也是不利于思想统治的。
　　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佛、道二教的思想交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显庆年间和龙朔年间的几次内殿僧道辩论中，双方敌意已不明显，没有了必欲压倒对方、取代对方的意图，僧人和道士在较为从容平和的气氛中探讨两教义理的短长。辩论主题选自佛经或道经，先开题竖义，辩论即围绕此题义展开。辩题先后有"道生万物义"，"老子名义"，"说因缘义"，"六洞义"，"本际义"等等，使二教思想论争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较高层次。
　　六、学术思想的系统反思（一）刘知几著《史通》1。刘知几生平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　年），历经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帝，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
　　刘知几成长于一个有浓厚文化学术气氛的家族中。《旧唐书·刘子玄传》开头就称，知几为"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唐初知名学者，与著名史家李百药结为好友。刘胤之曾以参加修唐国史和《实录》有功，被封爵为"阳城县男"。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史书特别赞扬他"有词学"。他的主要专长在文学、经学方面。刘藏器的堂兄弟刘延祐也有文名，"为畿邑当时之冠"。到了刘知几这一辈，堂兄弟一共6　人，均"进士及第，文学知名"①。这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惊诧和羡慕，"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号其乡曰'高阳'，里曰'居巢'"②。
　　少年时代的刘知几，好学而不盲从，很有个性。11　岁时，父亲让他学《古文尚书》，他没有兴致，"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刘藏器不惜用"武力"进行家教，可刘知几"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刘藏器教刘知几的哥哥们学的是《左传》，在他们上课时，刘知几偷偷去旁听，听了几次，他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讲课之后，刘知几就对兄长们复述上课的内容，几分得意之余又想到自己那恼人的课程，不禁感叹，如果史书都象《左传》这样，我学习怎么会倦怠呢？这话传到他父亲耳中，大觉惊奇，遂改教刘知几《左传》。刘知几学习劲头大增。与读《尚书》时相比，判若两人。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左传》"讲诵都毕"，即能够讲解和诵读，"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①。这时他才只有12　岁。刘藏器又拟出规划，想让刘知几进一步学习历代学者关于《左传》的注释，以便日后成为《左传》专家。可是，刘知几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过早地把学业局限于一部书，走专门家易于成名的捷径，而是对群史有强烈的兴趣。他对父兄说，孔夫子获麟绝笔之后的史事，我还没有了解，请允许我继续阅读其它史书，以增加我的见闻。父兄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从此刘知几博览群史，相继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历代纪传体正史。他不是死读书，把自己变为盛装史料的"书橱"，而是努力探究古今社会的沿革变化，了解历史发展的大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②，靠着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广泛阅读了前代多种史书，也读了皇家《实录》。他家中自然不会有这么多藏书，只能靠四处去借。他在博览的基础上，注意掌握各部史书的要点，抓住"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他就这样以读史为乐，一直读了5　年。
　　17　岁的刘知几暂时中止了研习史学，开始学习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科目。
　　①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②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在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　年），刘知几一举考中进士，这时他才20　岁。当时有句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刘知几才学出众，步入仕途相当顺利。
　　考中进士后，刘知几被授予官职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县主簿。在任职期间，他继续钻研史学，并去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东都洛阳，从公家和私人处广泛借览史书，尽情浏览。他注意比较各种史书的优劣和特点，有了许多心得，形成了写读史札记的好习惯，日积月累，这些札记装满"筐。。"，为晚年撰写《史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