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高宗李治承太宗遗风，大力支持佛经翻译。先是在东宫时为给文德皇后追福，建造慈恩寺及翻经院，请玄奘及诸高僧入住。玄奘"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①。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高宗又令诸大臣亲自予以协助，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等当朝宰相"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另有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等"助加翻译"②。高宗晚年也常就玉华宫翻译。玄奘自归国后共翻译佛经74　部，1335　卷，这样出色的成绩是与官方的支持分不开的。大量译出的佛经，为佛教的兴盛和佛教思想的传播，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武则天改李唐为武周，曾借助于《大云经》造舆论。该经有女主威伏天下的预言，武则天大力宣传此经，于天授元年（公元690　年）敕两京、诸州，各建大云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次年，又下制：今后释教宜
　　①　《全唐文》卷五《为战阵处立寺诏》。
　　②　《全唐文》卷八《答元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②　《旧唐书》卷一九一《僧玄奘传》。
　　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武则天还多次为佛经作序，宣称自己"幼崇释教，夙慕归依"云云。她将禅宗北派领袖神秀迎请入京，"肩舆上殿"，女皇帝屈尊"亲加跪礼，时时问道"。皇帝带了头，京城掀起崇佛热，"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③。武则天还破天荒地封僧人高官，表面上看，她在唐历代皇帝中最为崇佛，但实际上却给佛教未来的发展种下恶果。汤用彤先生指出："自佛教大行于中国以后，有高僧大德超出尘外，为天子之所不能臣。故慧远不出虎溪，僧朗幽居金谷，即其论道朝堂，不拜王侯，自称贫道者，代代有之。俗王僧律，盖甚泮然。武则天与奸僧结纳，以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沙门法朗等九人为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于是沙门封爵■紫始于此矣。。。于是前此啸傲王侯（如慧远）、坚守所志（如太宗请玄奘为官不从）之风渐灭，僧徒人格渐至卑落矣。。。帝王可干与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纪纲渐至破坏矣"①。显然，朝廷的扶植与干预，对于佛教兼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③　《高僧传》卷八《神秀传》。
　　①　《隋唐佛教史稿》第25-　26　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
　　（二）儒家思想对佛、道的驳论1。傅奕上疏废佛傅奕（公元555-639　年），相州邺（今河北临章西南）人，自然科学家。他通晓天文历数，曾创刻漏新法，唐初任太史令。他是唐初反佛的代表人物，曾收集魏晋以来反佛人物的事迹，编著《高识传》10　卷，又有《老子注》、《老子音义》。唐代僧人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将傅奕列为道教人物，因为他"先是黄老"。其实傅奕反佛时的身份是朝廷官员，早已由道士还俗。
　　傅奕在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上《废省佛僧表》，在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上疏"请除佛法"。
　　傅奕批评佛教的思想武器是儒家礼义之说。
　　第一，他认为佛教使人"不忠不孝"。他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②。傅奕抓住了封建等级制度所最注重的忠孝问题，猛攻当时佛教尚未补苴的漏洞。萧瑀为朝中重臣，平日鼓吹佛教最力。傅奕指责萧瑀"遵无父之教"，萧瑀无话可答，只是"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第二，傅奕还从儒家华"夷"之辨的观点出发，指责佛教非华夏正统，是"胡神"。认为，"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他提醒皇帝注意夷夏之大防，"自牺农至于汉魏，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而"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①。他的观点是，人们"共遵李、孔之教"，方能"孝子承家，忠臣满国"②。
　　傅奕批评佛教，所要维护的也是儒家纲常名教。
　　其一，封建等级制度是由纲常名教维系的，刑德威福之权柄是应掌握在君王手中的。可是佛教"窃人主之权"，迷信佛教的人"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这就是公然把决定人们荣辱贵贱的礼教秩序--王法，抛在一边。而且，即使犯罪入狱，也不服法，仍在"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希望佛门保佑，"规免其罪"。这说明了佛教"害政"的恶果。其二，佛教泛滥破坏了"淳朴之化"的社会风气，"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他认为，佛教之"妄说"，使人"不事二亲，专行十恶"，由"臣子"而变为"僧尼"，"不忠不孝"，"舍亲逐财，畏壮慢老，重富强而轻贫弱，爱少美而贱耆年，以幻惑而作艺能，以矫诳而为宗旨"③。他指责佛教导致奢侈和浪费，天下僧尼，人数超过十万，均"剪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这是指建造寺院，装饰佛堂，塑立佛象的巨大花费及影响。另外，傅奕还指出僧尼不从事生产逃避租赋等问题。他建议让广大僧尼还俗，从事生产。
　　②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②　《广弘明集》卷十一《上废省佛僧表》。
　　③　《广弘明集》卷十一《对傅奕废佛僧事》所引。
　　傅奕在去世前对自己的反佛主张未能实现而深感遗憾，告诫子孙不要信奉佛教，要学习名教，"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①。
　　傅奕的反佛思想是坚决的，但他主要是站在儒家纲常名教立场上，从社会政治方面发论，而对于佛教思想缺乏深度的分析。
　　由于傅奕任职于宫中的地位，加上他言辞的率直激烈，当时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大。佛门对于傅奕的上疏，"闻者悉惊"，纷纷著论反击。释法琳著《破邪论》，释明概著《决对论》，释普应著《破邪论》，他们对于傅奕所持的儒家礼教观点不便直接反驳，主要是针对傅奕个人进行激烈抨击，称其为"阐提逆种，地狱罪人"②。道教人士站在傅奕一边参加论战，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道士刘进喜著《显正论》，对佛教进行驳斥。朝臣也有参予者，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齐物论》，支持傅奕对佛教的批评。因而，由傅奕引发了唐初第一次儒、道、佛的论战。
　　2。狄仁杰、姚崇的援佛反佛一些儒家学者、士大夫在反佛的思想论战中逐渐认识到，单凭儒家名教观念直接抨击佛教，成效不大。于是，他们开始采用较灵活立论角度，注重论辩的战术和策略，甚而运用某些佛教教义来否定现实中的佞佛行为，可称之为"援佛反佛"，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狄仁杰（约公元630-700　年），太原人，高宗、武则天时著名贤臣。少时笃好"圣贤书"，后通过"明经"科考而授官，以敢于直言，不畏权势著称。
　　武则天准备造大佛像，狄仁杰上疏切谏。他首先指出，"为政之本，必先人事"，而如今伽蓝（寺院）"穷奢极壮"已超过宫殿，而且数量极多，"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且多占有"膏腴美业"，"水碾庄园"，还有"逃丁避罪"之人躲在寺院。狄仁杰运用这些事例试图打动武则天，证明佛教过盛已直接威胁到朝廷权威和利益。接着，他又巧妙地说，"伏惟圣朝功德无量，何必要营大像？"这是在利用武则天的虚荣心。狄仁杰进一步引证佛门之义，"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这就是说，佛祖本心是慈悲爱人的，如果为造佛像而劳民伤财，追求的是"虚饰"，违背佛门之旨。
　　这一番陈辞的确打动了武则天，"乃罢其役"①。
　　姚崇（公元650-721　年），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为武则天、睿宗、玄宗朝著名贤相。
　　中宗时，佛教势力大涨，公主、外戚都奏请度人为僧尼，富户、强丁托庇于佛寺而逃避赋役，姚崇上疏"援佛反佛"，论证比狄仁杰更进了一步。他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这段话言及禅宗要旨。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自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　年）正式公开传法，其要旨即是"本
　　①　上引除另注者，均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②　《破邪论》卷下。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性是佛"，"见性成佛"，主张不要背诵佛经，不要礼拜佛像，不要布施财物，不要坐禅修行。姚崇就运用这种观点抨击奢侈糜费、追求表面形式的佞佛之举。果然，中宗"纳其言"，下令有司核检僧徒，结果查出"伪滥者"12000　余人，均令其还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