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大臣萧瑀申请出家为僧（萧氏一门都以笃信佛教闻名于时），唐太宗予以批准，可萧瑀又反悔了，不想出家，唐太宗手诏斥责说："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极施之征，何其谬也！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③。但唐太宗也曾认为佛教有可取之处，他对傅奕说："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何独不悟其理？"④《隋书·经籍志》中道、佛部小序，就反映出唐初统治者的有关认识。如认为道家典籍中，除了《老子》、《庄子》，其余众经有不可信者，"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例皆浅俗，故世甚疑之"；认为道术有灵验的，也有荒唐的，"其术业优者，行诸符禁，往往神验；而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纪，竟无效焉"。《隋书·经籍志》在各种典籍的
　　①　《全唐文》卷六《颁示礼乐诏》。
　　②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年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
　　排列次序上，以儒家经典放在第一位，即依次为"经、史、子、集"四大类，道、佛经籍置于"集"后的附录位置，并总结道："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讬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这明确指出了道、佛也含有教化之意，不过是俗人不通其意罢了，背离了原有的宗旨，误入迂、假、幻的歧路上去了。因而要以儒家中庸之道为指导，抑其弊而不诬其利。
　　其实不独对道、佛如此，唐王朝对其它宗教也大体是这个方针，极力将各种宗教、教派纳入为本朝服务的轨道。
　　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基督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唐传教，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在京城外隆重迎接，然后让其在皇家藏书殿翻译圣经，太宗还与之讨论基督教义。过了3　年，太宗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允其收信徒传教。诏令将唐太宗开阔、自信的胸襟和期望以此教辅治的思想讲得很透彻，"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①。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济物利人"，这基本上概括、浓缩了唐王朝对宗教的认识及政策。
　　至少从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开始，袄教开始在长安、洛阳等地建祠。袄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这一外来宗教在唐曾有过活跃时期，以至于朝廷内专设"袄正"官员管理该教。
　　摩尼教在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　年）也在长安开始传教。该教源出古伊朗。
　　概而言之，唐统治者没有执著、专一于某一宗教的意识。他们对各种宗教往往兼容并举，对某一教的或佞或毁，都是暂时的现象。他们已认识到，单靠儒学已不足以全面控制人们思想了，必须对日渐活跃的各种宗教学说加以改造、引导、利用。当然，利用的重点还是道、佛二教。
　　2。尊崇道教道教在唐代获得了蓬勃的发展，道观增加并且规模扩大，道士数量迅速增多，道经不断涌现蔚为大观，道教思想日渐丰富，尤其是道教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提高。这一切不是没有缘由的。
　　首先是道士曾帮助过李渊、李世民夺取政权。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李渊自晋阳起兵，楼观道士岐晖以观中存粮献给唐军，并称李渊为"真君"，"必平定四方"。李渊果然在一年多后推翻隋朝，当上皇帝。称帝第二年，即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五月，李渊令楼观地方官大大扩修岐道士所居道观，"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并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①，以后又降诏改楼观为宗圣观。道士焦子顺、王远知在隋末大乱时，也曾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为天子。在李渊当皇帝时，王远知也向李世民密告天机，对他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
　　①　《唐会要》卷四十九《大秦寺》。
　　①　《混元圣纪》卷八。
　　也"。②之后，在李世民与太子、兄长李建成的争斗中，王远知率道徒拥护李世民。因而李世民继位后，对王远知等道士优礼有加。
　　李唐王朝崇道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李氏先人有胡人血统，与中原固有的世族大姓相比，出身门第似乎不很高贵。于是，将先秦哲人老子（姓李，名耳）认为李唐的先祖。而老子已被道教尊为"道德天尊"，也称"老君"。这样，李唐与道教就有了这层亲密关系。随着李唐王朝的建立及统治举措的实施，老子连同道教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
　　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李渊敕楼观令鼎新营修老君殿。次年，李渊亲来此殿，口称"朕之远祖，亲来降此，联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①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李渊宣布儒、道、佛先后顺序，"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②，即是道、儒、佛的顺序。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唐太宗再次下诏重申，"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③。
　　佛教徒对道在佛前的顺序非常不服，屡向皇帝争辩。唐高宗李治对此问题折中处理，具体规定道、佛分两列，东西相对，不分谁先谁后，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④。唐高宗虽然对佛教很是扶持，但在尊道方面有新的突破。他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设立祠堂，置令丞管理。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天后武则天上表十二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
　　武则天以武周代李唐"革命"后，老子地位下降，由"皇帝"改称"老君"。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复以"老君"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
　　唐玄宗时，崇道达到一个高潮。开元年间多次下诏，令官员和百姓都要做到家有《老子》；每年贡举人对策减《尚书》、《论语》两条，加《老子》策。玄宗还声称梦见老子托梦给他，告知其像藏处，并约在兴庆宫相见。天宝年间，又为"玄元皇帝"配置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4　位"真人"，四真人所著书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1　人，学生100　人，官方正式加强对道经的研讨。臣下不断上书上表，声称见到"玄元皇帝"和其他道教仙人，发现"灵符"，玄宗愈发隆重崇道，以期显示自己为"玄元皇帝"最钟爱、器重的传人。在唐玄宗的倡导下，道教经典的收集、注释、传播工作，都以空前的规模进行。他即位初，令太清观主史崇玄和昭文、崇文二馆学士首次编成道藏，名为《一切道经音义》，玄宗亲作序。开元中，又进一步搜求道经，续修道藏，成《三洞琼纲》。天宝年间，玄宗诏令传抄《一切道经音义》，分送各地，颁赐道观。另外，唐玄宗还几度颁布自己所注《老子》及义疏，今天下人研习。这些都提高了道教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道教思想的传播。
　　3。扶植佛教②　《旧唐书》卷一九二《王远知传》。
　　①　《混元圣纪》卷八。
　　②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③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
　　④　《唐会要》卷四十九《僧道立位》佛教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盛，这与历朝皇帝的扶植有关，唐武宗灭佛只是个例外。
　　官方的统治方略虽是以儒学为本，并认老子为祖先，但并不对佛教有敌意，而是颇为欣赏佛教的教化功能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力，因而对佛教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政策。即在一定的范围内支持佛教的发展，但如果佛教过分繁荣对皇权构成威胁，则转而进行限制。
　　唐高祖李渊在遇急难时，曾向佛教许愿求福，一次是李世民9　岁时病重，一次是隋末起兵前的时刻。建唐后，设职管理僧尼。他看到一些僧道中的"嗜欲无厌"等不端行为，决心整顿，于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下《沙汰僧道诏》。此举并非毁弃佛、道，而是要引导佛、道。诏书斥责僧尼、道冠中的不法之徒的种种触犯刑律行为，强调在教徒中选优汰劣的意义，表白自己"兴隆教法"，"情在护持"。由于政局突变，此诏实际上未施行。
　　唐太宗注重对佛教的扶植和利用，即位不久，将通义宫送佛门为寺院，并大行布施，声言旨在报"母恩"。他还几次诏令全国"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但又严格规定了人数。《度僧于天下诏》规定"总数以三千为限"，《诸州寺度僧诏》规定"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唐太宗诏令为隋末唐初之际在各战阵中死亡者建立寺院，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①，借此显示"上圣恻隐"，"朕矜愍之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玄奘极为赏识器重。玄奘西行取经归国后，太宗令敦煌等地方官隆重迎接，二人见面后即在宫中畅谈。太宗下令房玄龄，对于玄奘翻译佛经，要保证其"所须人、物、吏力"。玄奘译经，是中外佛教史上的盛事，影响极为深远，然而是在唐官方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太宗曾夸赞玄奘"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荡涤众罪"②。他还亲自为玄奘所译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对佛教很是称颂，"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唐太宗显然是把佛、道都看作是可以并存、可以为己所用的。他曾令玄奘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以便向西域及天竺传布。此事被玄奘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