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隋朝统治者虽曾一度推重儒学，但对于佛教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予以大力扶植。加之隋年祚短促，振兴儒学的大业并未完成。
　　唐初统治者深知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来之不易，要真正防止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再次出现，就必须要有一个适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的指导思想。就当时并立的儒、佛、道三家而言，儒家思想显然是最适合作正宗的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者必须依附统治者，不必担心其有佛、道那样的自立倾向；儒家思想长于尊王攘夷之说和治国治民之术，要比佛、道讲空论无切实有用。当然，对于佛、道的长处也是要加以利用的，这放在稍后讲。
　　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儒学、振兴儒家思想的举措。
　　1。选拔儒学之士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置经学博士，诏诸州以明经入贡。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秦王李世民被加号为天策上将，开文学馆。
　　当时各地战事渐息，李世民乃"锐意经籍"，以文学馆招纳天下名士，以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学士。这些人多为儒家学者，深获李世民信赖。十八学士被安置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高祖李渊又下诏，令各州向中央推荐通经学之士，有能明一经以上的人，由有关部门经考核后授予官职。
　　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太宗即位后"益崇儒术"，在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他们除所担任官职外，另兼弘文馆学士，轮流在馆内日夜值班。唐太宗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时间，将学士"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①。唐太宗还诏令京官职事五品已上的子弟"嗜书者"24　人，在弘文馆"习书"，又置讲经博士。
　　2。兴学培养后继人才武德初年，高祖李渊就诏令在秘书省别立小学，教李唐宗室子孙和功臣子弟学习经学。府、州、县学，亦以儒家经典教授生徒。
　　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高祖亲赴国学祭奠儒学先圣，然后召博士徐文远、僧人慧乘、道士刘进喜，各代表儒、佛、道当场讲论。儒学大师陆德明予以评议，"随方立义，遍悉其要"，高祖大为赞赏陆德明之论，说："三人者，诚辨，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赐陆德明帛五十匹①。陆德明此时被李世民聘为家庭教师，"以经授中山王承乾"，承乾在太宗即位后被立为太子。
　　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太宗下诏，停周公为先圣，在国学立孔子庙堂，恢复祭孔的仪式。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尽召天下儒士，令他们齐诣京城，分授不同官职，分布在国学走廊、孔庙内，甚是壮观。太宗数次临幸国学，命国子祭酒和博士们"讲论经义"。学生凡通一经以上，都授予官职。这样一来，"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文治煟然勃兴"。唐太宗还令博士们给皇宫的御林军"玄武屯营飞骑"讲经学。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②这些举措都是扎实而具体的，行之有效，社会反响颇大。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唐太宗以褒奖前代儒学名家的形式，给当代儒学一个新的支持和推动力。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又对南北朝以前的历代名儒21　人进行褒奖。唐太宗在诏令中称这21　位名儒，"并用其书，
　　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①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卷一九八《陆德明传》。
　　②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初统治者并未囿于儒学历史上的派别之争，而是采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方针，从排列儒学统系的整体角度，提高儒学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3。以崇儒为基本国策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唐太宗对大臣们发了很长一段议论，说明了自己对于儒、道、佛三家的看法。他先是说明"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之理，以证君王一言一行的重要性，指出君王应施行"仁政"。他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接着举出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父子二人因迷信佛道而国破身亡之惨痛历史教训：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
　　梁武帝父子热衷于谈论佛教所宣扬的"苦"、道教所宣扬的"空"，结果是朝政一片混乱，侯景乱兵一起，百官连乘马都不会，更不要说领兵御敌了，"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帝被侯景幽逼而死"。梁代皇帝的愚昧并没有到此结束，继起的梁元帝仍做出了令人可悲可叹之事，唐太宗接着说：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僚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
　　这真是罕见之闹剧，北魏将领万纽于谨以率大兵攻城，梁朝廷内皇帝却讲论《老子》没个完，百官身着戎装在听课。结果，君臣同当俘虏。庾信对此无限感慨，作了一首《哀江南赋》，赋中写道："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在讲过上述历史教训后，唐太宗鲜明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①唐太宗这样剖明心迹，表明"上之所好"乃是儒学，自然是要求"下之所行"也为儒学，而不可迷信佛、老之道。
　　唐初宰相魏征领修《隋书》，其《经籍志》总序乃各部类小序，亦为魏征亲撰，所谈到的对儒学的评价，应是代表官方的看法。该序说："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这一段话，明白指出了儒学对于国家政事与教化，对于君臣父子之人伦，对于仁义忠信之名节，甚至对于个人之富贫尊卑，都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还认为无论世道或兴或衰，儒学统系都没有断绝，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儒学之"经邦致治"的功能，是由来已久的；把握了儒学，就能对历代
　　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①　《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
　　"百王"之"损益"得失，做到"一以贯之"的通达认识。
　　（二）官方对经学的统一唐初发展和完善了隋朝建立的科举取士制度，读书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以成绩决定是否录取授官，这就为社会中下层的人走上仕途提供了一条个人奋斗的出路。对于大唐帝国的繁荣强大，对于盛唐文化的绚烂多彩，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唐初科举考试面临一个问题，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是"明经"和"进士"，这二科都要求考儒家经典，当然前者考"经"的比例大一些。当时把儒家经典分为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由于数百年来经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嬗变，流传至唐的经学典籍也相当杂乱。同一经书，文字互有不同，注疏也多种多样。而科考取士，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考生答题，考官判卷，都会出现问题。
　　因此，由官方来进行统一经学的工作，就势在必行了。
　　统一经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经传，其蕴涵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观点，不完全符合唐王朝目前的政治需要，必须加以清理甄别。这些经传中，或有浓重的天人感应色彩，或有谶纬神学的印记，或有倾向虚无的玄学思想，或有经古、今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或有南学与北学之争和学风差异。。。统一经学，实质也是统一学术思想，统一教育方针，统一官方意识形态。
　　1。颜师古与《五经》定本统一经学的第一步，是考订出经书的文字定本，先统一文字，然后才可以进一步统一对经文的注疏。
　　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
　　颜师古（公元581　年-645　年），名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名经学家。他继承家学传统，少年时代即有才名，博览群书，尤精文字训诂。他接受太宗交付的任务后，在秘书省对《五经》"多所厘正"，即以一较完备的传本为底本，取其它传本和古籍，参照进行考证校勘，最后确定一个定本。这《五经》是：《易》、《诗》、《书》、《礼》、《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是经书的主体，《五经》之称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