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①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申鉴》卷四《杂言上》。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
　　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并不认为有什么"天命"可言。
　　纵观太宗言论，很少涉及"天命"这个问题。贞观六年，臣下以祥瑞为美事，颇有表贺庆，太宗表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①同时，对隋文帝命王劭在朝堂上读其《皇隋感瑞经》，表示"实以为可笑"。至于隋炀帝丧身灭国，太宗虽然也表示了"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的意思，但他强调的却是"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②，仍然不忘君臣的作为。
　　魏征在"总加撰定"五代史时，则完全着眼于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在《隋书》中，对于隋灭陈的分析，他这样写道："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兴废；考诸人谋，实二臣之力。"③这里的"天道"与"时"相联，是指"天时"，即客观形势。就是说，隋文帝统一南北，一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二是韩擒虎、贺若弼等人的主观努力。书中论述隋炀帝亡国，更是以大量事实来证明"吉凶由人"。不信"天命"，自然厌弃"鬼怪"，反对"妖讹"、"符瑞"入史。书中《艺术传》叙"玄妙"、记"迂怪"，目的在于"明乎劝戒"，揭露"变乱阴阳"、"假托神怪"者的实质是要"曲成君欲"、"荧惑民心"。针对李百药的二元论思想，魏征在《北齐书》帝纪最后加写了一段总论。其中特别指出："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最后断言：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①由于太宗是为"在身"寻找"龟镜"，所以"取鉴"的对象自然集中在"前王"身上。其所谓"人事"，则主要指亡国之君的作为。
　　贞观六年，君臣议论"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的问题。太宗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②"人推"与"人弃"，显然是完全着眼于"人事"决定兴废。而关键在于天子是"有道"还是"无道"，使其深感"可畏"的是"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在贞观君臣的鉴戒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颇具辩证特色的内容--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生怕做出"无道"之事，被人"弃而不用"。一次，太宗论及秦朝兴衰，说："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③魏征在修史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对照了秦、隋这两个二世而亡的典型：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并得出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④
　　①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②　《贞观政要》卷十《行幸》。
　　③　《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
　　①　《北齐书》卷八"郑文贞公魏征总而论之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这是以历史长河进行对比，找出二世而亡的教训。进而，对比隋文帝前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认为其晚年的作为已经产生出严重的后果，以致他刚刚一死就衰象毕露，即"坟土未干，子孙继蹱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最后，魏征这样总结隋朝的衰亡过程：迹其衰迨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是一种"见盛观衰"的史笔，表现出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事物向反面转化的认识，目的自然是用以"戒"王者"居安忘危、处治忘乱"了。
　　3。"取鉴"的基本特色太宗君臣"取鉴于亡国"，从典型的亡国之君的作为得失中，总结出以下一些颇具特色的基本认识。
　　其一，重视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
　　太宗曾对侍臣说："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他看到天下百姓不为隋亡而哀，表明民众对于隋主的厌弃。而当自己即位后，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尽管饥馑，"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②。这又使太宗看到民心向唐的趋势。这样对照，较比"载舟覆舟"的说法，更富于时代感。
　　《隋书》中考察文帝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与上述太宗的思路如出一辙，认为文帝、炀帝二人"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文帝虽然"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但其出发点是，"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而炀帝却反其道而行之，"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比较而言，文帝"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炀帝之世，尽管土地、人口、甲兵、仓廪都盛于文帝之时，但其作为却"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①。
　　其二，注意民生枯荣与治乱兴亡的关系。
　　一次在读过周、齐史后，太宗对魏征说："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
　　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又有一次说到隋亡，太宗认为："炀帝恃此富强，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②在《隋书》的编纂中，魏征等注意揭露炀帝"虐用其民"导致经济崩溃、政权覆亡的史实。书中不厌其详地实录了每次较大规模的徭役、兵役，对其动用的民力情况、死伤数字等，记述之详尽，在官修史书中并不多见。同时，反复披露"六军不息，百役繁兴"所造成的恶果："居者失业，人饥相食"，"流离道路，转死沟壑"，以至"相聚萑蒲，蝟毛而起"，"人自为战，众怒难犯"③。书修成之后，魏征专有一段总结性的言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①　《隋书》卷二"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①　《隋书》卷七十"史臣曰"。
　　②　《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
　　③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④这已成为当时论"守成之难"的共识。
　　其三，强调君臣共理，以成治道。
　　隋炀帝"性不欲人谏"，终至"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这是太宗君臣耳闻目睹的事实，因此记忆犹新。贞观初的几年，太宗反复对侍臣论说此事："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当说到隋朝滥刑时，炀帝命于士澄"捕盗"，稍有怀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虽已"究寻"得实情，但有司"不执奏"，皆遭杀戮。太宗抓住此事，再次强调："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①因此，太宗面对出现的"贞观之治"的成就，没有居功自傲，仅仅这样表示：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②在"朕即国家"的社会中，不把社稷之功仅归于一人，表明太宗是实实在在以亡国之君为"在身"树起一面历史的镜子。
　　魏征以政治家兼历史家的眼光，既看到了隋炀帝"无人君之量，恃才傲物，所以至于灭亡"③的深刻教训，又从正面作以概括：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宜异，■棁栋梁，莫可弃也。④贞观年间"谏诤"成为"美谈"，同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认识是直接相关的。其四，注重亡国之君"无道"带给社会的巨大灾难。
　　"取鉴于亡国"，使太宗君臣将目光集中在亡国之君的"失德"、"失道"方面。贞观前期，君臣们经常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隋朝之失，尤其是炀帝之失。虽说太宗、魏征往往将秦、隋之失加以对比，但对秦皇还有"英雄之主"的称赞，而于隋炀帝却无只言片语的肯定。太宗经常讲的是："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他本人讲，还要求群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①。
　　《隋书》集中记述了炀帝方方面面的暴政及其造成的各式各样的灾难。
　　如"内怀险躁，外示凝简"，"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征税百端，猾吏侵渔"，终至"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在数十篇史论中，魏征两次强调：一人失德，四海土崩。
　　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②针对专制社会中独裁暴君给生民百姓带来种种灾难，作这样的断语似不宜简④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①　《贞观政要》卷六《君臣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