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②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③　《魏郑公谏录》卷四《对隋主博物有才》。
　　④　《隋书》卷六十六"史臣曰"。
　　①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②　《隋书》卷五、卷八十三"史臣曰"。
　　单地目为"唯心史观"，反倒应当肯定是对专制统治的某种抨击，而且在官修史书中是仅见的一例。
　　如果与上面的一项认识联系起来考察，社稷之功不归开国创业之君一人，江山土崩则深究亡国之君的"失道"，不正表明贞观君臣"取鉴于亡国"的真实之所在。由此，更可见唐初鉴戒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三）兼通众意的"取鉴乎哲人"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另一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兼通众意"的"取鉴乎哲人"。就是说，在"前王得失"之外，还需融汇历代各家学说，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精华，确定更加适时的施政方略。
　　1。"取鉴乎哲人"的提出贞观五年（631　年），在委以魏征主持修撰前五代史的同时，魏征还在主持着皇家图书的整理工作。太宗深以"六籍纷论，百家踳（chuǎn，音舛）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便命魏征等"采摭群书，翦裁浮放"，"存乎政术，缀述大略"。
　　魏征等人着手编选，"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古帝，下尽晋年"。
　　编辑中，感到再按《皇览》、《华林遍略》等类书编纂，难免又要出现"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的情况。最终，魏征决定以新的编纂思想和编辑体例进行编选，提出：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
　　今之所撰，异乎先作。总之新名，各全旧体。欲令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殷鉴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
　　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①这样，从编纂宗旨、编选要求，乃至书名，完全被纳入"取鉴"求治的范畴。为"网罗治体"，书中十分重视"著为君之难"、"显为臣不易"。至于"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的"嘉言美事"，虽然简略，"亦片善不遗"。书成之后，称为《群书治要》。高宗之世始，为避其名讳，遂改"治"为理，多为后世沿用。太宗在答魏征的手诏中，一面称赞该书"博而且要"，一面则高度评价其"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②，充分表现出此书在"取鉴乎哲人"方面的实际效应。后世亦都十分重视《群书治要》提供哲人"鉴戒"的成就，《四库全书》编辑者们称其"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日本学者细井德民特意刊刻该书，不仅注意到魏征"取鉴"哲人"唯主治要"的思想，更指出其另一特点："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①2。兼取"众家之意"的思想魏征"取鉴乎哲人"思想中"非后世诸儒所及"之处，在于他把儒家思想仅仅当作"百家"中的一家，把儒家经典仅仅列为"群书"中的一书。换句话说，魏征在选择历代"哲人"提供的"鉴戒"时，眼光只盯在是否"有关政术、存乎劝戒"上，不管是什么人说的，也不问是哪家学说，传统的"儒
　　①　《群书治要》序。
　　②　《全唐文》卷九。
　　①　《刊〈群书治要〉考例》。
　　术"并没有赋以"独尊"的地位。
　　以《群书治要》而言，它确实尽可能"无遗"地汇辑了有关"政术"、"治体"的历代"哲人"的论著。儒家经典作为"经"虽然列居首位，并选录其有关民本思想、君臣一体思想等方面的著述，但编选者却又以儒家学说并不尽善尽美，也有不适时宜、不重实务等弊病，因而必须"剪裁"，达到"弃彼春华，采兹秋实"的要求。《群书治要》编于贞观五年，较比《经籍志》早成，是迄今所见最早按经、史、子、集四部编录的图书。除了图书编目方面的成就，还表明"博采"与"善择"是魏征的"取鉴乎哲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经、史、子、集四部的出现，使史籍终于脱离六经而独立。由此，对于儒家、其它各家学说、史部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它们与"致治"的关系，都逐渐形成新的认识。《群书治要》编选过程中显露的这些新思想，在《经籍志》的大、小序文中则有了系统的表述。其中，对于"哲人"学说的比较，最为精彩：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①在这里，说得多么清楚，"圣人之教"的儒学是"有所偏"的，其它学说则又"所施各异"。若要从中"取鉴"求治，必须"总而不遗，折之中道"，即于各家取长补短，相互完善，才可以收到"兴化致治"的效果。从上述内容，很容易看到魏征的思想特色：兼通众家，近于"杂者"。他对"杂家"有一个定义，正可以作为印证。魏征这样写道：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初鉴戒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从"祸福存亡之道"中取鉴，二是兼取"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魏征将其统归于"杂者"，表明了贞观君臣"取鉴"思想的兼容性、开放性。这正是唐朝前期思想领域时代特点的真实反映。
　　总括起来，唐初汲取历代"哲人"的思想，重视"兼通众意"而不独尊儒术；总结文化典籍，强调"史"的重要而使之独立于经之外，表现出其思想的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的趋势。"取鉴于亡国"与"取鉴乎哲人"两相结合，太宗君臣形成一套"致治"之道，开创出"贞观之治"的新局面，详见政治卷。
　　纵观贞观年间鉴戒思想的发展，有这样几点应当注意。
　　其一，不论是从"亡国"取鉴，还是向"哲人"取鉴，旨在寻找适合时宜的统治方略，以期达到"兴化致治"、长治久安的目的。
　　其二，因为是引以为"在身之龟镜"，所以总结得失、成败大都向前看，关心的是现在与未来，而不是给古人当"裁判"。
　　其三，主要从帝王作为的得失中寻找鉴戒，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社会
　　①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子部后序。
　　②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杂者后序。
　　中不能过于苛求，更何况贞观君臣对亡国之君某些暴政的抨击还带有"闪光"的意味。但是，鉴戒思想无论如何发展，它也只能是"自鉴"或"劝戒"，而不可能从社会演进中探寻"致治"之道或乱亡之源，这正是鉴戒思想自身的最大局限。直至中唐，杜佑纂集《通典》时，才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第八章详述。
　　四、重振儒家思想的尝试关于中国历史上几个时期的社会主导性思潮，不少学者曾这样概括：汉代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
　　诚然，佛教在唐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诸如高僧西行求法、佛经大量翻译、寺院广建、宗派繁衍、佛学思想不断有新的探索、社会上层与民间有无数信徒等等，佛教确是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佛教思想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唐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修撰的大批典籍、科举取士制度、学校教育方针、多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思想，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主，儒家纲常的权威大于佛家说教的权威。当然，儒家思想受到了佛教思想，还有道教思想--的严重挑战，已没有了一家独尊的地位。然而也正是在佛、道二家的挑战环境中，儒家思想逐渐从对手那里吸取了某些理论和思维方式，慢慢呈现出新的面貌，有了新的活力。可以说，以儒为主、趋于儒佛道三家融合，是唐代居主导性的社会思潮。
　　（一）对儒家思想正宗地位的重新确认隋朝和唐初的统治者对于汉以后出现的数百年全国分裂局面是记忆犹新的，他们从多方面总结施政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一条想到了一起，即：推崇儒学。
　　自先秦孔子及其弟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儒家思想总是在不同的时代被改装成不同的样式。
　　本来儒家只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派，没有官方色彩，思想较为自由，有较进步的仁政和民本学说，重视礼制和教化。因为儒家思想有"入世"的强烈意向，并且集伦理、哲学、政治三位一体，遂被统治者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向改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典籍的地位变得神圣了，通经也成了一条当官的途径。可是，儒家思想中被掺杂进许多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内容，谶纬神学的色彩愈益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代，经学地位降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而成玄学。
　　玄学虽然阻挡了儒学向神学化发展的趋势，并发展了抽象的思辩形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它只注意满足贵族、官僚、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却忽视了对社会大众的日常人伦之教化。玄学由于喜谈虚无，又与佛学渐趋合流。玄学家和佛教徒均能用玄学理论解释翻译佛经，出入二家。但玄学理论毕竟比不上佛经理论之深奥精致，随着佛学兴盛，玄学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