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王通讲学时间并不长，于34　岁就去世了，弟子们私谥老师为"文中子"。其主要著作为《续六经》，或称《王氏六经》，其中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元经》共六种，均已失传。后人据以探讨王通思想的著作为《中说》，或称《文中子》，非王通自著。其成书方式类似《论语》，系弟子和家人记王通言行，汇编而成，基本反映了王通的思想。
　　学术界对王通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较薄弱的，自尹协理、魏明的专著《王通论》①于1984　年出版后，改变了这种局面。近年来，重视王通思想研究的当代学者渐有增加，对王通思想的价值和历史意义逐步有了较深入的认识。2。明王道王通深切感到，统一的王朝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最适宜充当这一角色。然而，在佛教、道教蓬勃发展、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儒学则衰微不振。他决心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被动局面。《魏相》篇载，王通以《周礼》为王道的最高准则，"子居家，不暂舍《周礼》。门人问子，子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通也，宗周之②　《中说·王道》。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12　月第1　版。
　　介子，敢忘其礼乎？"那么，什么是"明"呢？该篇又说："不杂学，故明。"即，明王道就是要阐发儒学经典，以《周礼》为核心，不要杂学。
　　王道要靠人去宏扬，而人在于教化，王通从历史中总结出这一观点。他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①太古的圣王之道是可以在后世复兴的，因为先王之化借助于儒家经典传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儒家经典还有什么用处呢？
　　在《王道》篇，王通认为孔圣人借助于《尚书》、《诗经》、《春秋》而讲述历史，传达长治久安之理，并且三部经典各有侧重。他说："昔圣人述史有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这表明，不能仅仅从抽象理论中理解王道，王道最真切生动地体现在历史活动中，要在对历史的"索"、"究"、"考"中，获知帝王之制，兴衰之由，邪正之迹。
　　所谓"王道"，是与"霸道"对称的。主要指"以德服人"，实行仁政。王通在隋末重倡"王道"，是有针对性的。他指出，王道已丧失很久了，"上失其道，民散久矣"②。他对于两汉还是较为肯定的，但对于魏晋以来的政治则大为不满。对于数百年分裂局面下统治者恃力施暴和隋朝愈来愈严重的暴政，王通以古今对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愤慨之情。他说："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①这种对当世暴政的批判是尖锐激烈的，统治者的做法恰恰与他们应该做的相反。上述几条简洁的对比，形象勾勒出现世统治者的残暴、自私、专横的嘴脸。"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②白白吃饭的官到处都是，王道从哪里能够兴起呢？
　　王通从现实的弊病中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光恢复古代王道是不行的，暴政的古今表现不一样，针对暴政的王道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他著《续六经》是要对古之王道予以继承和发展。"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③他又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王通表示，自己是孔子的继承人，"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④。
　　王通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勤于著述，阐发王道，未必能用于当世。但他放眼于后世，认为后世总会有人实行的，"丰年"总会到来。"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
　　①　《中说·立命》。
　　②　《中说·事君》。
　　①　均见《中说·事君》。
　　②　《中说·王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天地》。
　　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衮，则有丰年。"⑤他的这种以明王道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要实行王道，当然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但最核心的一条，统治者要"无私"，"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道可行矣！"①这可以说是指出了要害问题。
　　3。三教可一王通所处时代，正是儒、佛、道相互争长之时，三者间对立情绪较大。
　　王通则主张调合三教的分歧，认为它们应停止相互攻击，"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②三教的激烈攻贬对政治是很有害的。王通虽为"名儒"，但却没有固持唯儒独尊的门户之见。他以较平和的心态肯定各教均有善有弊，应该像司马谈善于分析诸子各家长短那样，知其弊，通其变，"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③因此他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④即三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走向合流。
　　对于道教，他认为其追求长生而不顾仁义孝悌，是一种贪婪的表现。"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⑤对于佛教，他肯定佛是圣人，但又认为佛教属"西方之教"，到中国则不完全适应，显然需要改造。
　　他指出，不能把前代一些亡国的责任推给儒、佛、道三教，"《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①这是很有见地的，三教都可以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起到教化和维护统治作用，但却没有必然亡国的性质。关键在于人的掌握上。
　　那么能否干脆废除佛、道二教，只保留儒学呢？王通认为这个简单化的作法行不通，前人早已实行过，但是失败了，"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②。"太平真君"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建德"系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这二个皇帝都曾采取暴力强硬手段灭佛，但并不能禁绝佛教徒心中的信仰，同时，僧人所受到的迫害以及一些僧人舍身护法之举，反而博得更多人对佛教的同情乃至崇信。在灭佛的皇帝死后，佛教就以空前的气势卷土重来，出现一个发展的新高潮。所以，实践证明，用暴力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结果适得其反。
　　⑤　《中说·关朗》。
　　①　《中说·魏相》。
　　②　《中说·问易》。
　　③　《中说·周公》。
　　④　《中说·问易》。
　　⑤　《中说·礼乐》。
　　①　《中说·周公》。
　　②　《中说·问易》。
　　三、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我们民族有一种最富传统性，又极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即从"往事"中为"现世"寻找各式各样的依据或说法，通常叫做"以古鉴今"。这一思维方式，伴随着一朝一代的盛衰兴亡，越来越加发展。在唐初，取鉴思想得以充分发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这一思维方式的政治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贞观君臣"以古鉴今"的意识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为求"致治"，议政之隙，经常讨论历代治乱兴亡的得失，"以古为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极大地推进了鉴戒思想的新发展。
　　1。太宗"以古为镜"
　　唐太宗总结自己在位期间"勤行三事"，说到的第一事便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①。他在临终的前一年，为皇太子留下一部"帝王之大纲"--《帝范》，专门阐述帝王为政之道。其序强调："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②史籍中关于太宗与大臣"共观经史"、同议历代兴亡的记载，大都有"终及日昃"或"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情形。若独自观经读史，更是"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了。概括而言，太宗与参预中枢决策的"侍臣"所论，多为"前王得失"。其中，尤重汉文帝之"得"和秦、隋之"失"。对于地方军事长官，太宗同样要求他们读史，但侧重点却不在"前王得失"。贞观三年，太宗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敢于直谏，赐荀悦《汉纪》一部，称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其"宜加寻阅"①。至于太宗为新修《晋书》帝纪撰写史论，谁都明白那是在告诫皇太子记取西晋"居治而忘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的教训，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亏"贞臣之体"，"见嗤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