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藩镇抗命、皇权跌落的现实，更是对官方统治思想的直接挑战！于是，思想领域的变异最先出现在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经学、儒学中。《春秋》新学兴起，产生出两个方面的影响。其"救弊"之旨，成为后世"托古改制"的思想先导；其"黜乱"之旨，又与先期道学彼此相通，成为经学向理学过渡的一个特殊环节。
　　唐政权由盛转衰，"言理（治）道者众"，纷纷为"救弊"求治寻找新的思想学说。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思想进一步被清理。已经衰落的天命论思想，在柳宗元、刘禹锡的论辩声中宣告终结。杜佑纂修《通典》，从"体制"变革中探"理道"，成为思想史上"非古是今"经世思想的第一个高峰。韩愈建起"道统"的体系，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唐政权走向败亡，但毕竟为已经衰微的官方儒学思想找到一条最佳出路，被其后的继之者发展成为理学。社会心理的巨大失落和官方思想的面临危机，使得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由向下层社会的渗透转而对"上流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以至出现"统合儒释"的呼声。不过，最终表现出来的却是偷偷的"援佛入儒"，并改变着传统的儒学，但在口头上则又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整个思想领域而言，先前各家学说对峙、论争的局面已成为过去，呈现出一派彼此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同气象。
　　晚唐暨五代思想的发展，除了明显的时代特色外，颇有一些富于光彩的思想学说。鉴于宋代以来推崇中唐始成的"道统"思想，掩饰了这些学说的光亮。对此，本书作了一些新的发掘，以示不没其实。
　　在此前各思想史的基础上，侧重考察隋唐五代社会思潮、时代心理以及各重要学派、重要学术著述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是编写本书的基本宗旨。基于这一考虑，形成上述总体认识，并确立起全书基本框架。
　　二、隋朝的思想发展隋朝是个时间短促的王朝，从公元581　年杨坚称帝，到公元618　年杨广被卫士缢死，只有37　年时间。然而，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400　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根据大一统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所建立的一些制度（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兵户编入民籍等）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着影响，为大唐盛世的出现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著名儒学思想家王通的某些观点，被后继学者不断深化阐发，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思想潮流。
　　（一）思想领域的基本态势儒、佛、道三家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对立和分岐，各家思想都试图取得独尊地位，压倒其它二家，倡三教合一的呼声还很微弱。隋官方的思想方针是，三教兼用，以儒为主。
　　1。儒、佛、道的对立在隋文帝、隋炀帝时均举行过儒道佛的辩论，由各方的有理论素养且又能言善辩者参加。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隋文帝召集儒、佛、道三方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人，另外二方是僧人彦琮，道士张宾。《老子化胡经》系根据汉末流传的"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故事编成，据说最后成书于东晋道士王浮之手。道教徒以此经证明道教高于佛教，释迦佛为老子的徒弟。而佛教徒深感愤怒，一直要求官方下令查禁该经。双方的争辩当然是火药味十足的，而儒方与此辩题关系不大。僧人彦琮在辩论后仍深感不平，又作《辩教论》驳斥《老子化胡经》之伪。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主持人是始平令杨宏，辩论的主角是道士余永通和僧人慧净。程序是，由一方先立一义（定个理论命题），由另一方进行诘难，然后往复问难，谁最终理屈词穷就是失败。辩论前，双方都想争取主动，争着先立义。慧净认为，在佛寺辩论，僧为主人，当先立义。杨宏未允许。于是道士余永通先立"义"，为稳操胜券，他搬出了老子《道德经》中开头对"道"的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他大概是以为，用模糊语言形容朦胧神秘的"道"，对方是难以批驳的。然而，佛学注重逻辑思辨，因明学已成佛学中一专科学问，因此僧人言谈的逻辑性是较严密的。慧净马上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对方概念上的模糊处找漏洞，他反诘道："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4《道德经》在谈"道"生成之后，"道"又生万物，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僧人慧净则以上述说法前后矛盾而证明其谬，他巧妙地反问，有物混成，是什么在混？是一个本体在混，还是二个本体在混？若是一个本体在混，那么在将要混之前，它自己已成一，因此，一不是4　①此据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9　月版，第754-　755　页。道生。若是二个本体在混，那么未混之时，就已经是二，所以，二也不是由一所生。
　　隋代的三教辩论是真正唇枪舌剑激烈进行的，有时用语尖刻，冷嘲热讽，以让对方下不来台为快事。全不像中唐后的三教辩论那样心平气和，那样从容地讨论教义的异同。
　　儒学以阐发、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讲求忠君孝亲。而隋代的僧人尚未打算向儒家礼教妥协，仍很坚定地遵守佛教的不拜尊亲之规定。他们认为，出家人已超越世俗，不能向君王臣僚下拜。由于生死轮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固定，因此出家人也不拜父母。儒者经常据此攻击僧人不讲忠孝，悖逆君亲。有时，皇帝也亲自出马，要求僧人服从礼教。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说："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可是，僧人不执行此令。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僧、道在一次共同朝见炀帝时，道士下拜，而僧人直立不动。炀帝责问，条令已下许久，僧人为什么不向君王致敬？僧明瞻回答，陛下弘护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就应当顺从佛言，佛经中不令僧人拜俗，所以不敢违背教规。炀帝仍然坚持要僧人下拜，明瞻无奈，只好说：陛下如一定要僧人下拜，那么僧人要先脱法服（袈裟），再穿俗人衣服，然后下拜。炀帝一时语塞，此事不了了之。2。三教趋同观点的提出在历史上广为流传的《颜氏家训》，其作者颜之推在隋代为内史。他提出了三教趋同的观点，《颜氏家训》一书，就兼融了儒、佛、道思想。其中的《归心篇》认为儒、佛二教"本为一体"，佛教为内教，儒学为外教，在对于人的教化方面有不同的分工。佛教"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儒学"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他认为，佛门"五戒"与儒家"五常"含义相符合，"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既然儒、佛义旨相通，那么世人对佛教的指责就是一种糊涂表现，"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颜之推甚至认为，在义理方面，佛教是有大大胜过儒学之处的，"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①。看来他确实对佛教思想有所了解，不是泛泛的无根之谈。他的上述说法是颇有见地的，他已看出儒学的短处所在，没有像佛教那样对人的心、性、欲、情等思维和感觉，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他所举出的几个佛理概念，认为圣王之道和儒学都不能企及，显然有借鉴吸取的必要。所谓"四尘"，指色、香、味、触。"五荫"，即五阴，五蕴，指色、受、想、行、识。所谓"六舟"，即"六波罗蜜多"，"六到彼岸"，指六种从此岸（生死）到达彼岸（涅槃）的方法或途径，有：布施（檀那），持戒（尸罗），忍（羼提），精进（毗梨耶），定（禅那），智慧（般若）。所谓"三驾"，即"三乘"，即引导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或教说，不同佛教宗派有不同的解释，一般称"声闻乘"（以羊车喻），"缘觉乘"（以鹿车喻），"菩萨乘"（以牛车喻）。
　　①　《颜氏家训·归心篇》。
　　颜之推对佛教普度"群生"，教人"入善"的功能十分赞赏。后来儒学在唐代发展的事实，证明颜之推预见到了儒学将借鉴佛教心性理论以改造自身的思想潮流。
　　对于道教理论，颜之推认为其得仙之说不可信，再加上金玉、炉器的费用太昂贵，"益非贫士所办"。但他认为道教的养生说可以吸取，"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禀，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①。
　　隋代名儒王通也有三教可一的观点，我们要在本章第二部分讲到，此处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