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邪]滚滚红尘 (Kuencar)

《（瓶邪）滚滚红尘》作者：Kuencar
文案：
遗憾固然存在，不妨碍我向所有为生活而奋斗过的人们致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1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最后一晚，我的母亲围着围裙，站在灶台旁边，预备煮饺子。雪在窗外头下得很紧，人走上去，一步就能踩出十几厘厚的脚印来。风也刮得很紧，不断地把雪粒子吹打在窗玻璃上，砸得噼里啪啦响。
　　“都下雪了。”母亲背朝着我剁馅，“人家该不来了吧。你赶紧把桌上收一收，等会儿要腾个地方吃饭。”
　　“来的吧，那人是当过兵的，比我们都守时。”我哀求她，“咱们也给他腾个位置吧。”
　　她不接话了，撂下漏勺回过头看我，眼神里似有些无奈。
　　“我讲好了的。”我怕她不答应，赶紧又补充道。
　　“这可是你说的。”她重新提起汤勺，拿勺柄指了指我。
　　我朝她的后背做了一揖，心底也终于松了口气。
　　趁着她转过身的当口，我继续查看那些被我摊开在桌面上的相片。有一些是前两天刚从日本寄回来的、重新修复过、手绘上色过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是别人赠给我的。前一种已经受过了处理，而后一种大多还是斑驳的，拿起来闻一闻或许还有土腥味，这毕竟是种别样的旧感，我讲不出。
　　既然已经处理过了，那么我就先不管了罢。我这么想着，把手绘上色过的相片塞进自己书桌右侧的抽屉里，其余的则原样封进塑胶套中。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说，比现在更加年轻的时候，那起码是十多年前，那会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回忆总归是包着红布的痛苦，然而我今天并不打算讲那些，因为近年来我终于意识到，在“陈述痛苦”这件事上，我还不配，何况悲痛并不一定就要宣之于口。
　　两年前，我和别的青年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台湾老兵要求返乡的消息，可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问我台湾是什么？怎么样？事实也怪得很：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没喊过“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可是大部分人或许真的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台湾的人喜欢说什么样的话？喜欢吃什么？我们几乎全然不知，只是跟着喊几声罢了，仅此而已；而这些声音又随着十年的更迭而渐渐消失了，正如同一泡夜起的尿，来得快去得也快。
　　少年是红，老年是黑，青年是红与黑，我就是这样的青年，脚站在红里，头却曝露在黑中；温暖是红，冰冷是黑，路就是红与黑，我走得就是这般的路，前脚裹在红里，后踵却还陷在黑中。
　　抬头是红色，俯首是黑色，在如此的轮替之间，我们竟也成长起来了，生命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呵！
　　也是在两年前，也是像今日一样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父亲突然一反常态，朝家里人宣布他要帮助那些对岸的老兵重返故乡。
　　我和母亲听得面面相觑。他那时的身体状况早已糟透了，医生说他的肺长成了个蜂窝，随时随地都会要他的命，这点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有什么是父亲宁愿豁出生命也要去做的呢？我对此不曾有过什么概念。我见过愿意把自己的血涂在红旗上的同龄人，看过片子映的牺牲的英雄，我暗自猜想他也许并不是那几种人。
　　家里人的看法最终还是落在了我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我预感到她也并不能十分懂父亲眼睛里的感情，但她比我们更加信任他。
　　母亲就这样点了头。母亲点了头就是我点了头，就是整个王家都点了头。
　　高校毕业后我就一直在编辑部工作，事情一定下来，父亲就托我在报纸上发布相关的信息，朝别人征求线索、寻人，等等，有愿意造访的，或者愿意接受造访的，他自己身体不好，就会拜托我去替他见人，一来他拜托得方便，二来我见得也方便。
　　去年深秋的一个清早，我父亲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从没见他起得这样早过，只看他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裤子，命令我给他拿东西。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要去接人。
　　“接人？”我想起他昨晚上打得电话，“我去就行了。”
　　他早年曾经当过兵，如今还保存着一些习惯，在固执这件事上，居然也一板一眼得叫人无话可说。他边系裤带边说：“不成。”
　　“以前都是我去的。”
　　“你不要管我了！”他打断我的劝解，“带我去。”
　　“去哪儿？”
　　“火车站，”
　　我吃了一惊，“人都来啦？”
　　“是啊——你还站着？”他急性子上头，一路上不免熊了我一顿。
　　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火气还大成这样。我有些不以为意。
　　我们的消息刊载报上以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出乎意料地多：有寻找儿子的、有找丈夫的、找兄弟的，亲生的和拜把子的都有，拿着相片来拜访我们的后人也不在少数，然而这还是我头一回看到到父亲出来见人。
　　那也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的眼泪。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车站里的景象：人不稀也不满，三三两两的走着，有个头上包着红围巾的妇女矮着身子，一直朝她手里牵着的孩子唠叨着什么。唯一的一盘钟孤零零地挂在月台上边，月台上的光白得发灰，照得地上也是湿漉漉的白。满地的烟尘味，满嘴的风沙味，耳朵里飘进不知从哪里放出来的歌曲，我一句也记不得了。
　　班车还没来。我在国营商店里买了一包烟，远远地蹲在月台里边抽。我父亲不喜欢烟味，肺受不了，更不喜欢看我抽，故而我每回一犯烟瘾只好躲着他。
　　我蹲在最后边，恰巧看见父亲独身坐在长椅上的背影，那会儿他正面朝着铁轨，不知道在思索些什么。他坐的那把长椅的脚下积了很大一滩水，水面倒映出他一小块侧影——只有那么一小块，小到旁人压根没法从里面看清楚他的表情，可我好像从里面瞧见了他叹息的模样。
　　我吸了很久的烟，吸得腻了才站起来，抹了抹被吹乱的头发，豁然瞥见我父亲那长着灰白色头发的脑袋来。我羡慕他的头发，他的头发老得比别人晚，但我也在那时迷迷糊糊地想起个事儿：我始终不了解他。不光是我，我母亲也没了解过他，王家没有人了解他，除了他自己；我们会帮助他做一些事，不过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对他有无条件的信任罢了。
　　我们之间便是如此的关系，可真的要问他对我们的了解有多少呢？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心里似乎的确装着什么，以致于他要同我们进行这种心灵上的决裂。
　　这挺叫人难受的。大约便是这时候起，我第一次有了帮父亲把他的心愿完成的理由：为了瞧见他的过去。
　　一共等了三个小时左右，火车终于进站了。火车进站以前，我和父亲并肩坐在长椅上，两个大老爷们干瞪着眼睛找那些从火车上下来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找。让我找是没用的，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也没有照片供我按图索骥。我只好拉着我父亲，好让他站得更稳些，看得更清楚。
　　终于，在他找了快要三十分钟以后，有个年纪看起来比他轻得多的人走了过来。他两眼盯住那人看了半天，看得都快发直了，这才颤抖着同对方握手。
　　“老板，您来看我了？”他握着那人红活的手，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您了。”
　　我看呆了。我从未见过他哭，也再没有听见过他和谁还用这么恭敬的语气讲话。
　　我瞧了一眼被他喊作“老板”的人：头上压着白呢软帽，眼睛底清澈得惊人。他的头发有些发灰，听父亲的口气，年纪或许还比他更大一些。
　　就是这样一个人，令我感到十足地新奇：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要么是在红旗下生长起来的，要么是在黑夜里生长起来的，黑夜里长起来的眼睛世故而忧郁，红旗下长起来的眼睛则疲惫而迷惘。在见到这个人以前，我甚至不晓得还能有这么样的一双眼睛，既能清澈明亮，又能直逼人心。
　　他的情绪倒和我父亲不太一样，看不出喜怒，只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像哄小孩似的，间或抬头瞧我一眼。只是一眼，我就感觉自己已经被他看了个透底，心里不由得发起慌来。
　　他和我父亲握完了手，过来握我的。“你是王盟的儿子？”他朝我笑了笑，“我叫吴邪，见过你，不过那会儿你还很小。”
　　我在迷惘中同他握了握手，嘴上惯性地客套：“您好……”
　　这个叫吴邪的、自称是、并且应该也的确是我父亲朋友的老人，骨子里有很多和我父亲不一样的东西。他说话时的语速甚至比我们这些青壮年人还要快，思绪转得也快，三言两语便能总结出重点。他坦诚自己是看见了报上的消息才来的，一者为看一看从前的朋友，二者是想拜托我们帮忙探听一个人的下落。
　　他从包里翻出一张相片给我。相片的大半面都被血污盖得模模糊糊的，所幸里面人的大致面貌还看得清，看起来像是位国军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