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过去，幕布上只剩一片纯黑。我起身离座，在出口处直直地撞上那一个人，灯光打亮后，我才看清他的长相。两抹浓重的剑眉，突出的鹰钩鼻，下巴留着一圈淡淡的性感的胡茬，拉丁裔。
他回看了我一眼，然后我们从出口的两侧分道扬镳。
说实话，闪过那么短暂一秒的其他想法，但转瞬即逝。此刻我只想赶紧回去洗个热水澡，捂被窝里睡了。
哦杨千瑞，也不是因为他，我才不去勾搭别人的。
自从那天，夸下海口说有不懂的都可以来找我后，他的确也听话地这么做了。但每次都是真实心意地带着一大堆问题来了，解决完了就走，比流水还无情。我真觉得他把我当成什么家庭教师了，报酬不是美金，不是人民币，而是他带来的一些中西式点心，他说都是他阿姨做的。
我和杨千瑞，好像被框在了这层关系里，纯粹学术上的交流来往。这不，他又带着一叠五线谱来了。
我给他开门时，早上八点刚过几分。他抄了一份我的课表，特地挑我没课的时间来。但他显然无法预知我昨晚熬了夜，此刻并不清醒，心情也不好。
“这上次不是讲过了吗，还不会？”
“啊……嗯，对不起。”
我一下没了脾气，只好又从头教他一遍，越说越困，没忍住打了个哈欠。
杨千瑞小心翼翼地瞄了我两眼，“我是不是打扰你的睡眠时间了？”
“是啊，你也不看看才几点。”我往后一仰，戳了戳并未戴表的手腕。
“我……我下午有课，抱、抱歉。”
“有时间道歉，还不快点写完。”
杨千瑞在慌张中低下了头，奋笔疾书。但他每写一段，就纠结地转过笔杆，用橡皮头涂涂改改，我看着，有种直接抢过来帮他写完的冲动。但他又不是那种会接受作弊的人。
真麻烦啊，我感觉脑袋越来越重，不知不觉地趴到了他的大腿上。
他一惊，低下头，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珠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枕得理直气壮：“我睡一会儿啊，等会写完了喊我检查。”
他呆呆地看着我，欲言又止，可能自认理亏，最后不敢提出异议。
“啊……？啊，哦好。”
最后他也没敢叫我，我是自然醒的。他没发觉我醒了，紧紧地抿着唇翻阅着书本，翻页的声响压到几乎没有。我从这个角度盯着他的眼睫毛看，乌黑浓密得不像话，怎么会有人天生就长出这种令人嫉妒的弯曲弧度呢？
想着，我就问了出来：“你种过睫毛？”
杨千瑞先是被突如其来的人声吓得一惊，又低下头来，一心一意地俯视着我，“什么？”
那一双眼里蕴含着温柔体贴，流动着单纯天真，反正净是一些我早已失去，或者根本就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他一直都这样含情脉脉地看别人吗？
我揉了揉脖子，坐起来，“没什么，写完没？”
杨千瑞说：“好了。”
“怎么不叫我？”
“看你睡得挺香的。”杨千瑞微微笑着。
我平平地说：“还行。”
杨千瑞看我两眼，又轻声问：“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没干嘛，你很好奇？”
“没、没有，就随便问问。”他又连讲话都不利索了。
墙上的时钟，显示已经接近午餐的点了。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问他：“你去食堂吃饭吗？还是？”
“你呢？”
我走到厨房翻了翻冰箱，彦良已经把食材补足了，蔬菜生肉应有尽有。但我我的厨艺，实在不太能见人。
我若无其事地将冰箱门一带，转头对他说，“冰箱里没菜，我也去食堂吃吧。”
杨千瑞收拾好他的东西，我们就一起去了食堂。这好像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张开嘴咀嚼些什么，吃相也挺雅观的，斯斯文文。
吃到一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猛地一拍后脑勺，急急忙忙地甩下他就走了。
我怎么给忘了，今天是莉莉两岁的生日，上次我答应了老马要来她的庆生派对。但眼下，我连礼物都忘了准备，只好冲进路边的一家小店，搜寻一圈，找到的最合适的是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发卡。
到了地儿一比对，这发卡有莉莉半个头那么大，我担忧她稀疏的发丝能不能承受。
也许将来等她长大，长到春心萌动的年纪，无意中再翻到这个又俗又艳的发卡，只稍微别在她漂亮的金发试一下，就会立刻嫌弃地扔进垃圾桶里去。可幸好当下，她就只是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婴儿，只能被迫收下这个敷衍至极的礼物。
但老马显然已经具备表达观点的能力，他说：“就你这样，还想着做别人干爹哪？”
“你不是不让吗？差不多得了啊。”我心虚地回嘴。
第10章
3月17日，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一身绿的爱尔兰人，到了圣帕特里克节。
我不禁想，要是他们知道戴绿帽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气得跳脚。听说在芝加哥，这一天会把河水染成绿色，幸好在波士顿，查尔斯河幸免于难。
到下课时，就更夸张了，游行的人群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在一汪绿色的海洋里畅游，被挤得七荤八素，跌跌撞撞。只好认了命，退回楼内，找了个琴房练了会儿琴，外头的吵嚷声渐弱，才又下了楼。
我看见了杨千瑞，也被堵在门口，寸步难行。
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指着那些脸上涂满了绿色颜料的人，对他说：“这下你见到真正的怪杰了。”
他腼腆地笑了笑，把手上提着的小提琴盒抱到胸前。
我们静静地等人群散了，一起走出楼外。他最近很少找我了，偶尔我们在学校里碰上，也说不上两句话，就分开各自上课去。
我想他已经完全跟得上课程，不需要我的辅导了。白眼狼，没事就真不来找我了。
“最近忙什么？”我问他。
“上课，还有排练，乐团要排一首新曲子。”杨千瑞老老实实地回答。
伯克乐按照测验等级，将学生分门别类，分配进各个风格迥异的乐团。但并不强迫出席，总体还是靠自觉。
究其原因，交响乐团不需要钢琴手。就算极少的乐章需要钢琴点缀，供也远远过于求，所以我只挂名，派不上用场，也不热衷于这回事。
但小提琴就不一样了，它是交响乐中绝对最重要的主角，以及最众多的配角。
“怎么样？”我问他。
杨千瑞犹豫片刻说：“有些……不习惯，以前都是一个人。”
我开解道：“挺好的，这样你能认识一些新朋友。”
“好像并不是朋友。”杨千瑞微微摇头。
“什么好像不好像的，你连是不是朋友都分不清吗？”
杨千瑞拿手指比划了下：“你，彦良，我能确定我们是朋友，他们……不太一样。”
“朋友”这词如同一阵晴天霹雳。我完完全全在想，他竟然把我当成和彦良一样的朋友？！那他怎么不找彦良给他补课？！
我压下怒火，平淡地和他说：“别搞种族歧视啊，交点外国朋友吧。”
杨千瑞立马接：“我也没见你有外国朋友啊。”
我冷笑一声，别有所指：“以前多得很，哪个国家的都有，法国、英国、意大利……”
杨千瑞打岔问：“怎么没有美国人？”
……因为我碰上的几个美国人都又大活又差还不愿意做bottom，能这么告诉他吗？
于是我冷声说：“合不来，你先管好自己。”
杨千瑞委屈地笑了笑，我们从岔路分头走。
彦良难得在家，还煮了一大桌子菜。我和他提起时，他说怎么不喊杨千瑞也一起来吃，火上浇油把我气得够呛。他俩什么时候成了会处处想着彼此的关系了？
气不打一处来，脑海中的回忆渐渐清晰，拨开云雾，“我就没见他吃过咱们家的饭，喝过咱们家的水。你说，他是不是怕我们会往里面下药？”
彦良满不在乎地说：“那也是防你吧，关我什么事？”
“你大爷的。”我骂了一声。
我对杨千瑞的好感，在旁人看来昭然若揭。但怎么好像他一点也不察觉？每次我觉得差不多到时候了，就被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透心凉。
就像这次——“朋友”。
彦良说：“过两天我回国一趟，请了一周假，要帮你带什么吗？”
我一听，立马高兴撕了一张便签纸，列下一长串清单。彦良摇着头教训我道：“你就没什么要带回去的吗？光知道往外拿。”
我默声想了想，对他说：“等会儿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嗯。”彦良应了一声。
我下楼走了一段，到达那个熟悉的红色电话亭，关上门。捂着手搓了搓，艰难地按下铁锈斑斑、冷冰冰的数字键。标着数字8的按键失灵，摁不动，我用力狂戳，又反应滞后地跳出一大堆，骂了一声将手中的听筒挂回原处，再拿起重拨。这通电话还没开始打，就已经像在上刑了。
响了没几声，被朱阿姨接了起来，我家的保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