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彼得的下一个目标是坐上伦敦情报站的第一把交椅，既是布兰登为他设定的路线，也是他的个人决定。他越有权力，就越不容易被揭发，那种被克格勃深深钉入等级制度里的畏惧会反过来保护他。无论怎么看，尼基塔·里耶夫都不会在伦敦待很久了，彼得预计他新年之后就会被召回莫斯科，分配一个荣誉性的闲职，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他走了之后，彼得就是新站长的最佳人选。
　　然而到了1979年12月，计划落空了。苏联突然出兵入侵阿富汗，迅速占领了喀布尔，一脚踩进战争的流沙里。北约国家纷纷跳起来谴责莫斯科，外交风暴席卷使馆和各地情报站。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注意力立即转向了中东，外勤们向喀布尔和邻近国家聚集，像水蛭蠕动着爬向流血的伤口。里耶夫的调动令一再延后，总部还是希望留一位经验老道的情报人员坐镇伦敦。彼得终究是太年轻了，莫斯科不放心在驶入雷暴的时候把船舵交给三十岁不到的小鸟。
　　最后，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里耶夫没走，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伦敦。从1973年在马赛的首次会面算起，七年已经过去了，彼得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国情报官被调往华盛顿，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职位，但彼得猜想多多少少和中情局有点关系。两人没有机会道别，彼得是在布兰登抵达美国后一周才被告知这件事的。卡罗琳·罗克韦尔成为了他的新情报官，彼得对此没有意见，罗克韦尔精通俄语，彼得总算可以用母语来做每周简报，而且这位苏联司司长非常了解克格勃和苏联官僚怪异的思考方式，时常令彼得惊讶。她也会为彼得准备茶和食物，不过那些曲奇饼、小蛋糕和薄荷糖孤单地呆在餐盘里，无人问津。
　　随着阿富汗战争越拖越长，驻外情报站也在被害妄想症里越陷越深。偷偷把文件带出使馆变得困难了，没过几个星期，连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时间外离开使馆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里耶夫站长坚信军情五处和六处已经把使馆团团包围了起来，命令外勤们用木板钉起临街的所有窗户，办公室成了一个充满香烟烟雾的漆黑地狱，空气滞闷，汗味参杂着食物腐坏的臭味，但怎么也找不到异味的来源。报纸头版都是喀布尔战况，套在不合身制服里的苏联士兵，背景是荒漠；还有联合国催促苏联撤军的决议，和所有人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理报》，赞美着一个接一个胜利，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
　　1980年2月17日，站长里耶夫接到了总部的电报，命令他让手下的线人和特工“进入冬眠”，这很不寻常，通常只有在重大情报泄漏的时候总部才会指示线人“冬眠”，而伦敦站最近并无异常，彼得给巴黎站和就近的布鲁塞尔联络站打了电话，那边也风平浪静。他和里耶夫商量了一下，决定按总部说的做，发出了暂停所有情报搜集活动的指令。彼得坐立不安地等到傍晚，回到家里，把一盆铁线蕨从厨房挪到卧室的窗台上，这是紧急联络的信号，军情六处的人会定期观察彼得的窗户，没有铁线蕨就离开，有的话就立即报告罗克韦尔，但彼得不知道这些人每天什么时候来，或者每周来几天，只能干等着。
　　2月18日早上，彼得接到电话，总部让他去一趟巴黎，有一个突发的打猎任务需要他处理。这也不太正常，彼得已经好几年没当过猎人了，升职的一大好处就是不必再承担这些要挽起袖子亲自弄脏双手的任务。但总部十分强硬——话又说回来，他们就没有不强硬的时候——声称不信任其他外勤，上头的人指名要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
　　他买了渡轮票，在码头徘徊，拖延上船时间，希望罗克韦尔能找到办法和他迅速说上两句话，但情报官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六处的人靠近。船拉响了汽笛，彼得提着箱子匆匆上船，他没有用化名买票，寄望于军情六处能顺着他留下的面包屑推测出他去了哪里。
　　渡轮当晚在卡昂靠岸。有人在码头等着彼得，这也不是个好兆头。彼得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当场打昏带回莫斯科，差点转身逃跑，但很快控制住了这些疯狂的念头。让他略微松了一口气的是，那两个等着他的人并不是克格勃，只是普通的使馆雇员，很客气，陪着——也可以说礼貌地押送——彼得上了去巴黎的夜班火车。他试探着问这两个人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召到巴黎，但那两个人要不就很擅长装傻，要不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窗外一片漆黑，连农舍的灯光都没有，火车像是开在淤泥堆积的湖底。彼得试图睡觉，但车轮的碰撞声捶击着他本来已经紧绷的神经，他换了一个姿势，盯着玻璃上的影子，思忖着到底有什么在巴黎等着自己。


第26章
　　彼得被软禁了四天半。除了软禁，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被关进那个招牌上画着鹳鸟的旅馆里，最宽敞的顶楼房间，恐怕不是为了让他舒服，而是防止彼得跳窗逃走。巴黎联络站派了两个克格勃守着房门，每天三次给他送食物，通常是面包和冷了的汤，出于彼得不太明白的原因，也有酒和甜点。守卫的态度并不粗暴，给他带来法文和俄文小说，甚至提出帮他买烟，但绝不让彼得踏出房门一步。
　　这地方日夜都能听到鸽子的咕咕声，很烦人。那些灰色的鸟儿就落在外面的屋檐上，昂首阔步，好像它们都是巴黎的国王。窗可以打开，但只能开一半，勉强够手臂伸出去，要是真的想爬出去，就得打碎玻璃。不过因为鸽子的关系，彼得宁愿把窗关上。每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把有深绿色软垫的木椅子上，对着窗外。这里看不到街道，只有连绵的蓝灰色屋顶、镀锌小烟囱、天线和岌岌可危地摆在天台栏杆上的天竺葵，仿佛踩着屋顶就能直接走向远处浑浊的天空。需要思考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在铺了地毯的房间里一圈圈地踱步，在脑海里仔细梳理自己到达伦敦之后的每一个举动，寻找漏洞。房间里的有很多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酒瓶，铅笔和他自己的领带，要是克格勃想把他放倒，那起码要损失三四个人，彼得不打算让他们好过，这想法多少让他安心了一些。
　　椅子可以拿来击碎玻璃，坏处是噪音无法控制。不过逃跑没有任何好处，他会从“可疑”直接变成通缉犯。要是克格勃真的有足够理由怀疑他叛变，彼得此刻就会被捆住手脚锁进地下室等候处置，而不是在旅馆里发呆。
　　第四天中午，守卫打开门，让彼得穿好外套。他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花了五分钟找领带。守卫一前一后把他押下楼梯，旅店前台没人，大门开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等在那里，挂着普通牌照，不是外交牌照。时间到了，彼得想，插在衣袋里双手握成拳头，总部把瓦西里派来了。
　　坐在车里的不是瓦西里，而是科里亚叔叔，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像一个巴黎人，裹在粗花呢外套里，领子里露出一小截棕黄色丝质领巾。引擎没有熄火，空转着，车门刚关上，司机就踩了油门，彼得不得不抓住车门把手，稳住自己。
　　“抱歉，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科里亚叔叔侧过身，拍了拍彼得的前臂，“我也不喜欢搞得这么鬼祟，但小心一点总是好的，我们在外面有敌人，内部也有……在官方记录上，你这几天都在伦敦养病，根本没来过巴黎，明白吗？不管谁问起都得这么回答，好吗？你是个出色的年轻人，菲利克。我这次来，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谁叛逃了？”
　　老猫头鹰冲他露出微笑，就像人们看见听话的小狗把拖鞋叼过来的时候一样，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了，老克格勃交握起双手，放在肚子上，看着前方：“尤哈斯·科瓦奇，上星期五深夜走进了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英国人同意了。”
　　彼得的后背一阵发冷，“尤哈斯？”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
　　他的呼吸不能控制地变快了，彼得不得不咬紧牙关，熬过一阵突然袭来的晕眩感。上周五，也就是说尤哈斯已经叛逃超过一周了。科里亚叔叔在仔细观察他的反应，他的惊讶非常真实，不需要假装，但不能变成慌乱，也不能冷静得太快，必须在震惊和愤怒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看向窗外，给自己一点思考时间。
　　“英国人知道什么了吗？我们在巴黎的人都安全吗？”
　　“不知道。”这是彼得第一次从科里亚叔叔嘴里听到这几个词，“没有人知道，小家伙。”车开上了桥，略微减速，老克格勃盯着窗外萧索的河岸，“莫斯科还不知道这件事，短期内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这是‘家务’，我们一定要自己解决，不能引来K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
　　他当然明白，他甚至松了一口气，几乎在突如其来的宽慰里颤抖起来。特勤处和反间处之间的争斗意外地挽救了彼得。也就是说现在瓦西里毫不知情，没有人把叛徒尤哈斯和菲利克·奥尔洛夫联系在一起。只要他静悄悄地把这件事掩埋在“旷野”里，莫斯科什么都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