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菲利克清醒地在床上躺了一整晚，注视着撑起屋顶的三角形木梁，想象着父亲躺在空荡荡的无名街道上，濒临死亡，衣服浸透了血。楼下传来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菲利克爬下床，走到窗边，看着那四辆黑色汽车逐一离开。
　　然后，毫无预兆地，父亲回来了。
　　那是8月20日，一大早，这意味着父亲是凌晨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轻手轻脚地走进阁楼里，把菲利克摇醒。收拾行李只用了十分钟，大人们站在厨房里聊了一小会儿，少校还穿着睡袍，因为父亲说的什么话而紧皱着眉头，炉子上的水已经烧开很久了，蒸汽把盖子顶得当当作响，没人理会。
　　不到七点，菲利克打着哈欠走出了“达恰”，爬到副驾驶座上。父亲关上车门，摘下皮手套，发动了引擎。上尉脸色苍白，因此下巴右侧那块没刮干净的胡茬变得格外显眼，菲利克不由得盯着看，父亲向来梳洗整齐才会出门，连一缕头发都不会跑偏。这一小块被剃刀漏掉的胡子比什么东西都更让菲利克觉得不安。他看着父亲攥着方向盘的手，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小块瘀青，是因为他用这只手勒住某个人的脖子吗？父亲用这双手杀人吗？
　　车快要驶上桥的时候菲利克回头看了一眼房子，它裹在细纱似的晨雾里，二楼的窗户全都拉着窗帘，没有人在往外看。
　　——
　　在苏黎世远郊的小火车站里，铁轨空荡荡的。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雪粉变成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号。月台上只有一盏灯还亮着，为孤零零的旅客划出一个鹅黄光圈，顺带照亮了钉在柱子上的钟。六点五十分，从里昂来的车还有四十五分钟才到，布达佩斯的慢车遥遥无期。
　　彼得在想他的父亲。他越是仔细地回忆父亲的点滴，就越发肯定自己现在的境况是父亲一手造成的。然而彼得已经无法清楚分开克格勃和父亲了，克格勃就是父亲，反之亦然。是怎样的父亲才会教年幼的孩子监视、窃听和撒谎？怎样的父亲会掰掉孩子们的棱角，把他们削尖，劝他们互相残杀？
　　风拉扯着彼得的大衣，他发着抖，弓起肩膀，双臂环抱着自己，挣扎着抓住迅速流散的暖意。偏偏在这个时候，河湾旁边那栋白色“达恰”的样子清楚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白色花岗岩在夏日暖阳里闪闪发亮，像讥讽似的。
　　安德罗索夫一家给他的不是照顾，而是不加掩饰的监视。为了防止外派到铁幕另一边的克格勃军官叛逃，奥尔洛夫上尉唯一的孩子当然要交到另一个克格勃军官手上。要是父亲真的没有回来，他们的公寓就会被没收，继而清查，那些曾经给菲利克买过糖果的反间处雇员会闯进门来，砸毁母亲的钢琴，撬起地板，割开床垫和沙发，寻找奥尔洛夫一家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证据——而且他们百分百会找到的。等彼得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也已经学会保持沉默了。
　　办公室的门开了，灯光淌到水泥站台上，列车员站在那里，仍然穿着那件不合身的马甲，一手扶着门，另一手拿着壶嘴冒烟的搪瓷茶壶。彼得和他对视了一会，两人都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谁都不想接近对方，但列车员的责任感迫使他拯救这位快要冻僵的旅客。
　　“还是进来坐一会吧，先生。”列车员疲惫地叹了口气，就像劝小孩不要继续在泥地里打滚。
　　彼得什么都没有说，站起来，拉紧大衣前襟，踉跄了一下，走向流泻出热量和电灯光线的办公室。列车员指了指一把放着格纹软垫的木椅子，彼得听话地坐下了，双手交握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桌布上的茶渍。列车员关上门，拿着茶壶回到桌子旁边，重重地在彼得对面落座，椅子嘎吱一响。
　　“冷得厉害，是吧。”列车员往旅客鼻子底下推了一只缺了把手的茶杯，把热腾腾的茶倒进去，“糖？”
　　“不用，谢谢。”
　　列车员往自己的茶里加了两勺糖，把杯子拢在手心里，放到下巴下面，像是要用蒸汽给灰白的胡茬浇水。风拍打着窗户，声音比在外面小得多。墙角有个带着长通风管的老式烧煤暖炉，散发出强烈的暖意，像厚毛毯一样把人裹在里面。彼得碰了碰杯子，检查自己的手有没有完全恢复知觉。
　　“您是在等从布达佩斯来的车吗？”列车员问。
　　“不知道。”
　　“不知道？”列车员反问，放下杯子，“那您在这里干什么？”
　　彼得耸耸肩，没有说话。
　　“在等人吗？”
　　“也不算。”彼得回答，眼睛看着窗户，从布帘的缝隙里能看见站台上的灯，“说赌博可能更适合，而且瓦西里可不是个容易预测的人。”
　　“‘瓦西里’是朋友还是债主？”
　　彼得看着列车员，笑了笑，蓝眼睛里有一点爱莫能助的神色，仿佛不是他不愿意回答，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列车员垂眼看向他放在桌子上的手，衣袖沾着的污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像血了，列车员决定什么都不问，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视线，但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把手收回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还是要一点糖吧。”
　　列车员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站起来，从橱柜里取出一盒饼干，顺手拧开了放在橱柜顶上的收音机，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倾泻而出，列车员赶紧把音量扭到最小，耳朵贴到喇叭旁边，皱着眉头，仔细地调整波段，总算从白噪音里打捞出一个苏黎世本地的德语电台，他扭头看了彼得一眼，可能是想问他介不介意，但还没开口就被收音机打断了。列车员调高音量，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
　　“天哪，您听见了吗？”
　　“我不会德语。”彼得回答。
　　列车员继续听了一会，一只手扶着收音机天线。新闻结束了，被音乐取而代之。列车员关上收音机。
　　“人们在墙上凿了个开口……墙已经拦不住任何人了。”
　　没必要说明是什么墙，世界上只有一堵值得提起的墙。彼得瞪着那个头发花白的铁路公司雇员，张了张嘴，没能说出话来，弯下腰去，手肘支在大腿上，捂着嘴。列车员以为他要吐了，两步跨到彼得旁边，轻轻拍打他的背。年轻人挡开他的手，直起腰来，脸上因为暖意而恢复的一点血色又消失了。过了好久，他忽然开口了。
　　“您知道吗？我爸爸亲眼看着柏林墙建起来的，1961年8月12日深夜，要不就是13日凌晨，他在东柏林这一边，就在大街上，看着铁丝网拉起来——那天晚上还只有铁丝网，墙是后来才建起来的。我总是在想，爸爸有没有那么一秒考虑过要冲过去。”他沉默了几秒，想了想，“肯定是有的，任何人要是被墙和铁丝网圈起来，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猜。”
　　“可是您的父亲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柏林呢？”
　　没有回答，列车员又问了一遍，彼得像是没听见一样。从他的眼神看来，旅客已经离开这间窄小的车站办公室，躲进自己脑海中那片风暴频发的黑暗之中去了。


第4章
　　奥尔洛夫上尉从东柏林回来之后不久就升任少校，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变长了，半夜三更被召去开会的频率也随之变高。为了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秘密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恐怖，电话会先响起，菲利克迷迷糊糊地醒来，听见父亲在客厅里小声说话，挂上电话，过不了多久敲门声就会响起，很礼貌，轻轻的三下。菲利克能听见父亲取下大衣的时候，底座不稳的衣帽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大门关上，男孩翻个身，把自己牢牢卷在毯子里，继续睡过去。
　　作为克格勃高级军官的好处慢慢开始显现了，父亲得到了一栋新的“达恰”，就在黑海边，终于兑现了带菲利克去海边玩的承诺，尽管夏天早已过去。这栋“达恰”对父子两人而言太大了，空房间里回音重重。任何窗户只要打开一条缝，海风就会呼啸着穿堂而过，吹散纸张，扫倒花瓶。菲利克穿着厚厚的外套，独自到海边去。沙滩冷清萧瑟，散发出腥味，布满尖锐的石子，暗沉的海水里露出挂着藻类的嶙峋礁石。细软洁白的沙滩在十几公里之外，但那是保留给疗养院的，换句话说就是保留给“上面”的。父亲极少谈论克里姆林宫，就算真的提起，也语焉不详，局促不安，忌讳着第五总局无处不在的耳目。于是“上面”在菲利克心目中既神秘又恐怖，像秃鹫投下的影子。
　　父亲给三楼小房间安装了门锁，自己钉了一个木架子，存放从铁幕另一边带回来的英文和法文小说、诗歌集和乐谱。菲利克不知道他为什么买乐谱，父亲不会弹钢琴，也不准菲利克学琴，因为音乐是危险的。自母亲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碰过客厅里钢琴。乐谱是瑞士出版的，都是被苏联查禁的音乐，也许父亲打算在脑海里听听这些违法的旋律，这样一来，交响乐和圆舞曲就不会伤害伟大的苏联了。
　　父亲不再需要去档案室填表借报纸，每周都有人把成叠的法文报纸送到家里来，《世界报》和《费加罗》是肯定有的，偶尔夹杂着《快报》和《观察者》。菲利克沉迷于这些外国报纸里的照片和广告，尽管他一个单词都看不懂。男孩把报纸偷到房间里，趴在床上，琢磨图片里陌生的街道和戴着礼帽互相握手的先生。占据大量篇幅的广告叫卖着旧书、糕点、裙子、打字机、烈酒和珠宝，还有一些广告展示着菲利克从未亲眼见过的奇特电器，比如吸尘机，一位穿着围裙的女士一手拿着长管子，另一手扶着圆筒形的机器。在整个莫斯科，这种机器恐怕不超过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