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之河 (vallennox)

　　吕西恩也许是花艇的孩子，也许不是。不是的几率更高一些，往前推九个月，并不是贸易季节，外洋船早已离开黄埔，商行关门，还没走的外国人大部分去了澳门，第二年夏天才会返回到广州。花艇冬季不在这一带营业。
　　等这个年纪最小的弃婴长到两岁的时候，事情就很明显了。他脸上没有欧洲人、印度人或者马来人的痕迹，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来错了地方的本地婴孩。也许是某个洗衣妇的私生子，或者来自无力抚养婴儿的疍家[*01]少女。神父为吕西恩的母亲祈祷，她在台风来临的夜晚里生产，一定倍感恐惧和孤独。
　　资历最长的修女不同意神父收养这个孩子。吕西恩不像加布里埃，她理论道，广州城的育婴堂不会拒绝他的。
　　神父同意她的看法。不过婴儿一直很虚弱，所有人都认为必须等到情况好转再作打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婴儿，几撮黑色绒毛点缀着皱巴巴的脑袋，耳朵显得太大，手显得太小，哭起来没完没了。神父用本应该拿来做袍子的布料和附近的农家交换水牛奶，喂养小小的吕西恩，顺便打听弃婴父母的踪迹，没有人知道，就算知道，也没有人愿意告诉外国人，连半点流言蜚语也没有。玛嘉利和玛约利，两颗珍珠，每天都围在床边，以一种逗弄小动物的方式吸引婴儿的注意力，使劲晃动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牛铃。五岁的加布里埃在门口徘徊，又想探头进来看看情况，又想假装不感兴趣。送婴儿到广州城去的计划一拖再拖，总被各种各样的琐碎小事阻挠，最后完全搁置了下来。等吕西恩长到和哥哥一起爬上爬下四处捣乱的年纪，就再也没人提起育婴堂了。
　　加布里埃有一艘舢舨，是十五岁那年和吕西恩一起从河底的淤泥里拉上来的。这艘废弃已久的小船几乎完全腐烂了。兄弟俩清理了船身的寄生物，逐一更换在泥里泡得黑黝黝的木板。为了学造船的技巧，两个男孩厚着脸皮在修船棚附近游荡，偷窥工匠干活。修船工都觉得这两个孩子有意思极了，时常送他们煮熟的鸭蛋，教他们怎么往船身里敲钉，打磨木板，做防水处理。工匠们叫加布里埃“鬼仔”，意思是小外国人，而吕西恩的绰号是“奀仔”，意思是小瘦子。“鬼仔”和“奀仔”就这样跟造船工学会了广东话。但只要离开了修船棚，加布里埃就必须假装什么都不懂。朝廷律法禁止平民学习外文，同时也阻止他们教外夷中文，要是追究起来，这些造船工可能会被发配伊犁。但只要问题不闹到台面上，广州府懒得管这些小事。
　　舢舨修理完毕之后，朱利安神父的四个孩子都参与了下水仪式，在码头附近的浅水里打转，兴奋地尖叫。等加布里埃对自己的驾船技术更有信心之后，就带着吕西恩闯入稻田之间的狭窄水渠，追赶惊慌失措的鸭子，在农户举着长竹竿出来撵人之前飞快逃窜。
　　每逢贸易季节，两兄弟就从黄埔的小溪税关[*02]出发，顺水往南漂，与山丘一样巨大的帆船擦肩而过，时常迷失在数百艘贩卖各式商品的舢舨之间。在珠江上，没有人们买不到的东西，稻米，成缸的石湾米酒，补漏用的沥青，沾着露水的荔枝和龙眼，剪纸和热乎乎的螺肉粥，甚至还有人把水牛和猪拉到沙洲上，只要有阔绰的外国大班愿意付钱，就当场宰杀。吕西恩最喜欢看的是养鹅人的小艇，一百多只活鹅栓在艇尾，浩浩荡荡地占据了一大片江面，别的舢舨都不得不给那些噪音震天的水禽让路。
　　神父最希望加布里埃进入修院，以后接管教堂，也许在黄埔，也许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但加布里埃对教会没有兴趣，他想当个商人，乘上那些多年来在他眼前来来去去的远洋船。十六岁那年他收拾行李去了澳门，朱利安神父认识一个葡萄牙翻译，愿意收这个混血男孩当学徒，帮忙做些文书工作。临走前，加布里埃把舢舨送给了弟弟，于是吕西恩时常闷闷不乐地躺在船底，漂浮在珠江某条细瘦平缓的支流上，听着岸边偶尔传来的狗吠。有时候他捡来几块拇指大小的木炭，在破破烂烂的圣歌集背面绘画不知道哪里来的白鹅，鸟儿在船舷上梳理尾羽，左顾右盼，突然展翅飞走，留下吕西恩凭记忆和想象补全蹼和尾羽的细节。
　　1822年，黄埔商行区大火，波及了教堂。巡夜人及时敲锣警告，所有人都逃出来了，只有一位行动不便的年长修女被热灰烫伤了背部。吕西恩和两个姐姐一起躲到码头，互相搂抱着，看着木制屋顶熊熊燃烧，最终随着刺耳的断裂声彻底垮塌，坠入炼狱般的火焰。在他们身边，朱利安神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布满胡茬的脸在火光映照下显得疲惫而苍老。
　　火灾的消息没过多久就传到了澳门。一周之后，加布里埃搭上一艘返程的中国运米船回到黄埔。他看起来和吕西恩记忆中完全不一样了，蓄了胡子，穿着葡萄牙式样的衬衫，领口敞开着，并不像法国人或者荷兰人习惯那样用布巾绑起。他整个贸易季都待在黄埔锚地，和朱利安神父一起筹划重建教堂。法国商行象征性捐了一些钱，甚至不够做一扇新窗户。商行自己的仓库也烧毁了，上百匹昂贵的丝绸付之一炬。于是吕西恩还得背负一个不太令人羡慕的任务：逐一拜访新来的商船，向水手和行商收集善款。
　　大火过后的第二个周日，加布里埃早早叫醒弟弟，说要带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空闲时间不多，得快点出发。他们的舢舨拴在远离货仓的河边，躲过了火灾。越接近广州城，河道就越浅，到最后每一桨下去几乎都会触到沙子，两人合力划船，在初夏的热浪里流汗。加布里埃始终没有说去见谁，吕西恩问了两次，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微笑。
　　他们在拾翠洲[*03]上岸。一艘中等大小的货船拴在榕树的阴影下，挂着孖鹰旗[*04]——只有挂旗艇能毫无阻碍地驶到珠江上游，不受海关检查，有时候来自不同地方的散商会凑钱租一艘这样的挂旗艇，有人要买私人物品，有人单纯想随船观光，有人想逃税，广州海关并不是不知道，但一艘挂旗艇带不走多少东西，不值得为此和商会起冲突。今天这艘船前来护送的是比茶叶和大米更脆弱一些的商品：外销画，广绣和专门为欧洲顾客定制的曲颈瓶。三个外国商人站在码头石阶上，时不时抬头和坐在榕树树荫里的一个中国人谈笑。后者摇着扇子，看着货物上船，就像黑猫懒洋洋地盯着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放走了又很可惜的食物。腰带上挂着的木牌表明他是个通事，比买办高一档，比海关官员低一档，翻译，保姆，职业斡旋人，又或者，用加布里埃的话来说，夹在外面的世界与广州府之间的缓冲地带。
　　一看见加布里埃，穿着黑色衣服的通事露出微笑，折起扇子，插到腰带上，像个西方人那样伸出手，和加布里埃握了握。那几个外国人也从码头走到榕树下，其中一个缺了半只右耳，残余的部分好像褪色的寄生植物，吕西恩不由得盯着看。这群人开始用葡萄牙语聊天，吕西恩只能听懂一两个脱离上下文的单词，很快就失去兴趣，转身走开，想到水边去看挂旗船上的商品。加布里埃抓住他的手臂，把十四岁的弟弟拖到通事面前，好像在展示一头待售的小马驹。
　　“这是邵锦官，一位通事，他也认识朱利安神父。”加布里埃转向通事，“这就是我的弟弟，今年年初在澳门的时候，我向你提起过的。他叫吕西恩。”
　　通事往前俯身，审视吕西恩的脸，用葡萄牙语说了一句什么，除了加布里埃，大家都笑了起来。男孩困惑地皱眉，抬头看了一眼哥哥。
　　“他说他知道你，你就是朱利安神父手里那瓶‘灌在米酒缸里的葡萄酒’。”加布里埃转向通事，补充了一句：“吕西恩会讲广东话。”
　　通事挑起眉毛，站起来，摸了摸吕西恩的短发，换成了粤语：“会不会官话？”
　　“他能学。”
　　“英文？”
　　加布里埃看起来有些绝望了，“我弟弟学起东西来非常快。”
　　“你弟弟似乎不会自己说话。”
　　“我会。”吕西恩插嘴，通事和那几个外国商人都把目光转向他，好像在看一只会用头顶彩球的小狗，“我只是不知道你们想我做什么。”
　　“豆丁仔，”通事回答，笑意令他的眼角露出鸟爪般的细纹，“你哥哥正在出尽法宝向我推销你，他希望你在我手下当个翻译，一个不留神，你有朝一日可能会从我手上接过这个，”他拍了拍挂在腰带上的木牌，“你觉得怎么样？”
　　男孩抿起嘴唇，瞥了一眼泊在码头台阶旁边的挂旗艇，船工正在固定货物，像对待熟睡的新生婴儿那样轻手轻脚地把陶瓷制品放进塞满干稻草的木箱，瓶身画着吕西恩从未见过的风景，一个陌生的港口，在海洋的另一头。
　　“我会有很多机会登上商船吗？”他问。
　　“会。”通事说，态度庄重，并没有把男孩的问题当作笑谈，“不止那么简单。商船还会变成你的一半生命。”
　　“那我觉得我哥哥已经推销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