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还有一家人，欠了老张家两石米，硬生生拿了房子抵债，一家人大冬天的被赶出来，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
　　“没人管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管？”
　　翊锥记得当年汪太后改革，将《大明律》中“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改为年息不得高过三分，最高不能超过100%；并提高了犯罪成本，原来是“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后来违法的杖五十，重罪的杖一百，流放边疆。
　　后来孝宗皇帝南巡，还是感叹利息过重伤及小民，于是重申太祖禁令“如有年月过期，叠算不休，重罪不宥”；他亲政后，进一步明确“今后一切债负，每银一两，止许年息三分，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又诏：“势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实属违禁，以后止许照律每两三分行利，不过照本算利，有例外多索者，依律治罪。”
　　这算是重申法令，他又下令国有银行对民间放贷，在年息三分的基础上降低五厘至一分左右的利率；推行差额利率制度，款额越大，利率越低；还多次降低利率，以利债务人清偿，当然这也造成不少坏账呆账，一些腐败分子从银行借贷染然后转贷。
　　到了显宗年间，又开始打击借贷行业的违规行为，诸如营债和街市印子钱、转子钱，除治债主之罪外，均是强制免除利息，甚至本钱都要被没收入官；武宗皇帝即位之初，就以晋商李嘉向关外运输铁器等违禁品将其抄没，然后发现他家违规放贷，进而牵连了半个晋商集团，民间传说，查抄的银子做成五十两重的银元宝，能铺满整个紫禁城；如今皇帝亲政，也是借口海外商人放利钱，一口气抄了十几家钱庄，那运银子的船曾经一度布满了京杭运河，进京的时候半个北京交通瘫痪，绝不下一亿。
　　嘿，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还有这招呢。
　　想起来了，就是想去查抄，估计也抄不成。
　　不能与民争利嘛。
　　再说，外国人，算民吗？
　　《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在中国皇帝眼里，外国人就是动物，善待动物是文明人的基本修养。
　　当年显宗皇帝制定了《外夷管理条例》，能够通过朝廷考核入职的，或者考取了举人功名，或者有重大功劳的，可以申请入籍中国，购买房产田宅，和中国人通婚，缴纳同等赋税——否则，你便是腰缠万贯，也只能租房子住——私底下的合约朝廷不认！便是满腹经纶，不能娶汉女；便是貌美如花，不能作汉人正妻；凡一应的工商等税，都比明朝人自己多出一倍；外夷死了，官府整理保管财货，如果三个月之内，没有妻儿来衙门领取，就直接归官府所有——不能赶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当然如果确实死无余财也没人料理后事，朝廷也要管，北京在城郊圈了个地方，顺天府出口棺材，你们就呆在一起吧，说不定什么时候朝廷有好事，还让和尚道士给你念念经，给你超度；其他南京、广州等地照此办理；犯了事送到官府，怎么判？都按照《大明律》来——你们哪个国家什么风俗朝廷没兴趣，只要在大明疆域内，就得依《大明律》；外夷打外夷还好，要是死伤的是中国人，你猜？
　　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瞧公子说的，老汉们都是庄稼人，如果不是不得已，一辈子在村里过日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哪知道那些个；就是听也听不懂，还不是老爷们说了算，如果不还债，打一顿，怕家里有什么还不得拿出来？就是走到别处也不在理；再说，这天灾人祸的，谁知道熬过今年，明年是不是还要借粮？到那时候谁都不借，可怎么过日子？”
　　“这张老爷可还是县里有名的大善人，听说隔壁村里的孙大户才是惹不起的。他家的一条狗咬娃儿，让当爹的打死了，硬要人家抵命，好在被知县骂了回来；回头又说那狗是什么外国进贡的好狗，值一百银子，一定要他还，那家人哪有那个钱？没奈何，给条狗当孝子打棺材送上山。那家汉子本就是有病的，这么一折腾，回家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可怜呐。”
　　“不怕公子笑话，小老儿也是吃了官司，被迫带着老婆离乡，来京城讨口饭吃。”
　　“你是遭了冤枉官司？”
　　“不是，县大老爷是个青天大老爷。”
　　“？”“小老儿祖父父亲两代单传，我倒命好，生了三个儿子，可惜老二得病死了；老大小小年纪跟船去海上，常年累月的没个消息，后来说在海上没了，公司里赔了二十两银子，只剩老三一个。可是堂弟家有五个儿子，两家地是挨着的。他仗着人多，每年都把界桩往我家挪，地是我种了，税是我交了，可收割的时候，界桩过来，到让他收割了，我去与他理论，又怕他几个儿子动手；告到族长那里，又说空口无凭。我本来想着，反正也不多，就这么过吧。前年犬子成婚，他倒好说是要趁着大喜的日子，捐弃前嫌，送了我五两银子的贺礼。”
　　“这是好事，五两银子不少了，说明他是真心想和你勾销了旧怨。”
　　“哎呦，公子耶，这钱哪里是这么好收的？都道是‘礼尚往来’，我儿子结婚，他送五两银子；他儿子结婚，我难道不还回去？每个五两，我去哪里给他找二十五两银子？如果不给，村里的老少爷们、三姑六婆会怎么议论？小老儿父子要如何做人？”
　　翊锥一呆，听他说：“这也不算什么。古话说，树挪死人挪活，犬子生的强壮，去了临县当了衙役，我两口子正准备去投奔他，哪知道清明节他回来烧纸，路上碰到本县的富豪郑公子调戏良家妇女，一时气愤，出手阻止，却不想被他家家奴好一顿毒打，回家就没了。小老儿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要找仇人的。本县的杨知县可是个难得的好官，定了杀人偿命，奏准圣上，将凶犯秋后问斩。”
　　翊锥道：“杀人偿命，天公地道，如此你该安心了。”
　　“这心安了，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
　　“公子不知道，那郑家是县里有名的富豪，也是本处的大户。他儿子被杀，难道不思想报仇？便是不动手，他家的家奴、亲戚隔三差五地往我家附近走动，谁受得了？小老儿也真是怕了，媳妇还年轻，又没孩子，她娘家接她回去改嫁了；我将田地低价卖了，带了老太婆搭了艘船一路到北京。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只能做这些吃食混口饭吃。也不知道我和老伴到底谁先去见祖宗，前一个有后一个收尸，一领席子裹了埋了，倒也省事；只是后一个怕是要劳动官府了。呵呵，诶，公子怎么不吃？我这茶叶蛋可都用的是上好的茶叶，货真价实，地道着呢……”
　　“我知道，好吃。”
　　“公子，你怎么走了？太多了，我找不开。”
　　“没事，都给你。”
　　“这是多少钱？用不了这么多。”
　　“你收着吧。”
　　没事的时候，他也到宣武门外大街的耶稣教堂去。
　　耶稣教，这是明朝的官方翻译，其他相应的“上帝”“天主”之类的也换了名目。
　　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获准在宣武门内建设一座经堂，他当然没有去过，不过听人说规模不大。
　　眼前的教堂规模雄伟。圆形拱顶，彩色玻璃，在诺大的北京城独树一帜；罗马式拱券结构，坚固、敦厚，仿佛牢不可破；长方形的大厅，内有两排柱子分隔的长廊，较宽的中廊称中厅，较窄的两侧称侧廊。东西向的大厅，西端有一半圆形拱顶，下有半圆形圣坛，前为祭坛，是传教士主持仪式地方。
　　见到利玛窦的时候，翊锥恍惚了一下，记得上辈子他万历二十八年才到北京，如今倒是提前了；转念一想，利玛窦在到北京之前，已经在澳门、广州、南昌、南京等地徘徊了二十年，这回估计是直奔北京来的。
　　利玛窦对他很是热情。
　　北京城的人多，但显然教堂的生意不太好，来往的基本都是洋人。前些年朝廷和教廷为了是否祭祖祭孔争论的不可开交，如果不是因为隔得太远，估计已经从隔空的口水官司升级为实打实的武装冲突。据说当时武宗皇帝在建极殿召见使者的时候质问：“教宗，他有多少军队？”
　　后来张居正当政，虽然保留了教堂，到底业务不如从前了，之前还有王公贵戚读书人跑来看热闹，现在真是门庭冷落。
　　难得有个不贪图圣餐或者冲着图书馆的书去的，似乎还是个读书人，利玛窦很是卖力地跟他攀谈起来。
　　上辈子他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16件礼物让自己眼界大开，如今明朝人自己也学会了造自鸣钟，精度还提高了不少，虽然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但也不算稀奇了，国子监就有，在张居正府上也看到了；明朝自己画的世界地图到处都是，船工们要靠这出海呢；西洋琴倒还好，琴声悠扬，让他想到从前的宫墙深深。
　　翊锥饶有兴趣的和他说起了西洋的风俗。利玛窦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居然对欧洲有所了解——虽然有一定的偏差，但已经相当难得，马上来了兴趣，和他讨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