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他重复道，“我是不是应该为此心存感激？”
我麻木的嘴唇渐渐地恢复了知觉。“我告诉过你的，”我说，“在那以后，当你不愿意离开……弗兰克，我确实努力过。”
他仿佛在我的话音里听见了些什么，怔了一下。
“我努力过。”我非常小声地说。
他别转身去走到我的梳妆台前，开始不安地触碰着桌上的物体，胡乱地把它们一一拿起，又一一放下。
“起初我无法离开你——你孤身一人，怀着孕。只有无赖才会那么做。而接着……便有了布丽。”他茫然地望着手中握着的口红，然后轻轻地把它放到玻璃桌面上。“我无法抛下她。”他柔声说，一边转身对着我，布满阴影的脸上一双深黑的眼睛空空洞洞。
“你知不知道我无法生育？我……我去检查过了，几年以前。不育症。你知不知道？”
我摇摇头，不敢开口。
“布丽是我的，我的女儿，”他好像在自言自语，“我一生唯一可能有的孩子。我无法抛下她。”他笑了一声，“我无法抛下她，而有她在眼前你也无法不想起他，不是吗？如果没有她无时无刻地提醒你，我想知道——你会不会最终把他给忘了？”
“不会。”我轻声吐出的这两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穿透了他。他一时间宛如冻僵了一般，接着，他冲向壁橱开始胡乱地在睡衣外面套上外衣。我站在那儿环抱着自己，看着他穿上大衣夺门而出，没有看我一眼。大衣的羊羔皮领口上露出了一角蓝色的丝质睡衣的衣领。
片刻之后，我听见大门关上的声响——足够的理智使他没有摔门——接着传来了冰冻的汽车引擎不情愿地被启动的声音。车头灯的光芒扫过卧室的天花板，汽车倒出车道，剩下我一人在凌乱的床上浑身战栗。
弗兰克没有回来。我尝试着入睡，但发现自己僵硬地躺在冷冷的床上，不断在脑海里重温那场争执，同时等着他的轮胎摩擦车道的声音再次响起。最后，我起身穿好了衣服，给布丽留了个条，独自出了门。
医院没有打电话来，但我还不如直接去看看我的病人，这要比翻来覆去一整晚好受得多。而且，坦白地说，假如弗兰克回到家发现我走了，我丝毫不会介意。
马路上像黄油一样滑，街灯照射在黑冰上微微闪着光。黄色的磷光照亮了飞旋着的大雪，一个小时不到，路上的冰层便会覆盖上新鲜的积雪，使出行加倍凶险。唯一的安慰是，凌晨四点的马路空无一人，所以这凶险无法对谁造成危害，除了我。
走进医院，那温暖而沉闷的气息一如往常地把我包裹起来，像一条熟悉的毛毯，把身后那漫天大雪的黑夜隔绝在外。
“他没问题，”护士轻柔地告诉我，好像一抬高嗓音就会吵醒熟睡的病人，“所有的体征都很稳定，血细胞计数也不错。没有出血。”我看得出他说得没错，病人的脸色苍白，但一层淡粉红的底色清晰可见，像玫瑰花瓣的底脉，而喉头的律动着实规整而有力。
我长舒一口气，才发现自己之前一直屏住了呼吸。“好的，”我说，“非常好。”护士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我不得不克制住想要靠到他身上瘫软下来的冲动。一瞬间，医院似乎变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
现在回家毫无意义。我简单地查访了一遍我的其他病人，便下楼来到了餐厅。餐厅闻上去依然很像寄宿学校，但我还是手捧一杯咖啡坐了下来，开始思考该如何告诉布丽。
约莫半个小时之后，一个急诊护士推开弹簧门匆匆跑进来，一看见我便怔住了，接着才慢慢地朝我走来。
我立刻明白了。无数次亲眼看见医生和护士宣布死亡的消息，我不可能看错如此的征兆。非常平静地，毫无感觉地，我把几乎满溢的杯子放了下来，同时，我意识到从此以后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杯沿上的破口，和杯壁上几乎消磨殆尽的金色的字母B。
“……说你在这儿呢。证件都在他钱包里……警察说……黑冰上的积雪，打滑了……到院前死亡……”护士不停地说着，喋喋不休，我自顾自地在亮白色的大厅里来回踱步，没有看她。前台护士们的脸仿佛慢动作一般转向我，虽不知情，却一眼便看出发生了什么终极的事情。
他躺在担架上，那是急诊室的一个小隔间，一个匿名的备用空间。外面停着一辆救护车——兴许就是载着他来到这里的那辆。走廊尽头的双开门外是冰冷的黎明。救护车的红色闪灯犹如动脉一般搏动着，在走廊里洒满了血红的光芒。
我伸手摸了他一下，他的肌肤与所有刚死的病人一样，触感绵软而没有弹性，与依然富有生气的面容相去甚远。看不见伤口，所有的伤处都被掩盖在他身上的毛毯之下了。他喉头上那棕色的光洁的皮肤之下，空洞洞的没有脉搏。
我站在那儿，一手放在他纹丝不动的胸膛上，看着他，仿佛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一样。那是一张强健而又细腻的侧脸，感性的嘴唇，硬朗的鼻梁和下巴。多么英俊的一个男人，虽然那嘴边刻有深深的线条，其中充满着失望和无声的愤怒，即使死亡的松弛都无法将那些线条抹平。
我很安静地站着，在聆听。听见新的救护车呼号着靠近，听见走廊里充斥的各种声音——担架的轮子在吱嘎作响，警察的无线电在噼啪地传递着杂音，某处的日光灯管在柔和地嗡嗡低鸣。我惊异地意识到我在聆听弗兰克的声音，期待着……什么？期待他的幽灵还飘浮在近旁吗？急于了结我们之间未了结的恩怨吗？
我闭上眼睛，想遮住眼前恼人的画面中那张纹丝不动的侧脸，在门外悸动的灯光照射下不停地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
“弗兰克，”我向那不安定的、冰冻的空气中小声说道，“如果你还在近旁听得见我——我真的爱过你。曾经。真的。”
接着，乔出现了，身穿绿色手术服一脸焦虑地穿越着拥挤的走廊。他做完手术就直接过来了，眼镜片上溅着一小片血迹，胸前还有一抹。
“克莱尔，”他说，“天哪，克莱尔！”
我随即颤抖起来。十年来，他称呼起我来始终不是“简夫人”就是“简”。如果他直呼我的大名，那一定是真的。我的手在乔深黑的手掌里显得惊人地白，一瞬间又被闪灯映成红色，然后，我转向了他那树干一般坚实的身躯，将头偎在他的肩上，开始——头一次——为弗兰克哭泣起来。
我把脸靠在富里街房子卧室的玻璃窗上。眼前这个九月的傍晚一片湛蓝，天气炎热而潮湿，满耳是蟋蟀和草坪洒水器的声音。而我所看见的却是两年前那个冬夜里毫不妥协的黑与白——黑色的暗冰、白色的病床，以及那模糊了一切判断的浅灰色的黎明。
此时的我双眼迷蒙，回想起那条走廊里莫名的喧嚣，回想起那救护车的闪灯，将寂静的病房隔间映成血红色，回想起为弗兰克哭泣的自己。
如今我最后一次为他哭泣，当泪水滑下脸颊，我明白我们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永远分离在苏格兰那座青山的顶峰。
哭完以后，我抬起一只手放到光滑的蓝色床罩上，那覆盖着左侧的枕头的轻柔的弧线——弗兰克睡的那一边。
“再见了，亲爱的。”我耳语着走出房间。今晚我睡楼下，远离幽灵。
早上，门铃把我从沙发上的临时床铺叫醒。
“电报，女士。”信使努力把眼光从我的睡衣上挪开。
那些小小的黄色信封引发过多少突发心脏病，兴许是除了早餐的肥猪肉以外的第二大罪魁祸首。我的心脏也像个拳头一般攥紧了，开始沉重而不安地跳动起来。
我给了小费打发走信使，便拿着电报走进屋里。仿佛很有必要先走到相对安全的浴室里再拆开电报似的，仿佛那是一件易爆物品必须在水下拆除。
我坐在浴缸边缘，靠着背后的瓷砖墙支撑着，十指颤颤巍巍地打开了它。
是一条简信——毫无疑问，苏格兰人总是对字数那么精打细算，我觉得很好笑。
“已找到他句号”我念着电文，“能否速归问号罗杰”。
我把电报整齐地叠好放回信封，坐在那儿怔怔地看了它很久。接着，我站起身来，前去更衣。
确诊
乔·艾伯纳西坐在书桌前，双手举着一张小小的浅色的长方形卡片，眉头紧蹙。
“那是什么？”我坐在他书桌的边沿随便问道。
“是一张名片。”他把卡片递给我，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
那是一张浅灰色织物质感的卡片，纸张很昂贵，印刷很讲究，排字用的是优雅的衬线字体。中间的一行字写着：“穆罕默德·以实玛利·沙巴兹三世”，之下是地址和电话号码。
“是莱尼？”我笑着问道，“穆罕默德·以实玛利·沙巴兹三世？”
“嗯哼，”此时他的幽默感似乎占了上风，一边拿回名片，一边咧开了嘴，金牙一闪，“他说他不要用白人的名字，那是奴隶的名字。他要重申自己的非洲遗产。”乔的语气里充满了嘲讽。“好吧，”我说，“那你接下来准备拿根骨头穿在鼻子里招摇过市了？显然对他来说头发留到这儿还不够——”他张开双手在自己的短发两侧抖动着用以说明，“还穿着一条齐膝长的什么东西到处晃，看上去跟他妹妹家政课的手工差不多。莱尼——哦，对不起，穆罕默德——他可是准备彻彻底底地做个非洲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