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包得住——你总不可能让西伯利亚铁路停下来，而苏联远东军实力飞速增长的数据也无法完全遮掩。日本人既不聋也不瞎，肯定能从中得出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结论。由此看来，苏军要达成闪电战的突然性似乎非常困难。
华西列夫斯基坚持要打闪电战，依据的还是苏德战争的例子：当时苏联也不是没有预料到会与德国人打起来，而且还做了战争准备，可是当德军发动闪电战时，苏军仍然感到措手不及。
玄机其实就在具体进攻时间的无法确定上。你一定要让对方相信，进攻他的时间是将来而不是现在，现在太平无事……
在开战前的那段日子里，苏联远东军照常在日军能观察到的地方割晒干草，军官照常疗养、休假，甚至于边境地带的居民也没有被内迁，总之关东军眼前所呈现出完全是一幅宁静和谐的画面。
华西列夫斯基还煞有介事地制订了一份7、8、9月的军事训练计划，然后让人广为散发，有意泄露给日军谍报人员。
在欺骗对方的同时，对自身的准备过程也进行了严格保密。华西列夫斯基专门制定了部队变更部署的特别规定，要求所属部队的指挥官对任何人都不得泄露军事行动的开始时间。
运到远东进行储备的军需物资，是日本参谋本部推断战争何时开始的一个重要依据。应苏联的要求，美国为苏联远东军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燃料、粮食和汽车，它们直接从苏联在太平洋的港口运抵远东。这部分物资大大缩小了从苏联中心地区运输物资的时间和数量，当然也很容易让日本人判断不准远东储备品的实数。
华西列夫斯基很清楚这一点，他特地采用了非寻常的办法来集中和储备物资，从而使得日方只能把所有的决策依据都集中在西伯利亚交通干线。
西伯利亚毕竟只有一条铁路，就算是昼夜不停，其向远东提供物资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参谋本部算来算去，所有军需物资要储备就绪也得是秋天的事了，无怪乎他们会把战争开始的时间判断为秋天。
指挥人员及作战计划同样是保密的关键步骤。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在内，参加指挥远东战役的几位苏军元帅全都奉令取下了元帅肩章。华西列夫斯基摇身一变，成了“瓦西里耶夫上将”，他的委任文书上写的也不是“远东苏军总司令”，而是“副国防人民委员”。
邮票上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历任苏军总参谋长、远东军总司令，在他任职期间，几乎经历了苏德战争中的所有重大战役。
除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外，在方面军范围内，只有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即原来的政委）、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才被允许参加全部战役计划的拟制。到各兵种、各勤务部门，即便是最高指挥员也仅能参加所负责部分计划的拟制，而不能了解方面军的全部任务。
方面军对集团军下达命令需要通过书面指令，但接到书面指令的人员被严格限制于集团军司令员本人，后者接令后，再以亲自口述的方式对集团军发号施令。
所有作战计划、书面指令都有一个固定的存放地点，那就是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的个人保密柜。
苏军的保密工作不能说不细致不严苛，然而百密终有一疏，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
就在临开战前几天，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收到了从《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按通常的渠道送到报社的，信很薄，从外表看与几百封其他读者来信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拆开之后，信的头几行字就让什捷缅科吃惊不小。
信是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老记者写来的。他在信的开头写道：“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7月末，在有二十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一个公共场所，一位军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秘密！”
让人感到格外震惊的是，军官所泄露的正是远东战役的最高机密——“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准备对日作战，并往远东派去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官……”
彼得罗夫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作为一个苏联公民，其警惕性和责任感显然都非常强，他不仅给《红星报》写了人民来信，还在信中要求对泄密者给予必要的惩戒：“要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个人幸福宝贵得多。”
此时正值苏军准备对日作战的最后时刻，作战计划、作战时间已经完全确定，所以什捷缅科比写信的老记者更清楚，如果这份情报被日方所掌握，给苏军造成的损失将有多大。
什捷缅科立即组织展开调查。信中所说的饶舌鬼很快就找到了，原来他是被选派到远东总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调查过程中同时查明，此人还在那个公共场所喋喋不休地大声讲了不少其他机密，比如他的直属首长的情况，以及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准备对日作战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什捷缅科后来回忆，还觉得自己犹如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他不知道所有这些机密是否已经传出去或到了日军谍报人员手里。
再进行调查，很幸运，除了当时的二十多个听众和老记者彼得罗夫外，饶舌鬼的话尚未能够传播到更大范围里去。
这样一个不守军队纪律、泄露最高机密的军官，别说无法再在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内找到容身之地，就算在军队的其他司令部或部门工作也不可能了。什捷缅科将他清除出了军队。
由于这件事牵涉到远东总司令部乃至华西列夫斯基，又尚未发现对苏军造成不利后果，所以总参谋部没有就此事向斯大林单独汇报。
开战的时刻日益迫近。据苏军侦察部门得到的情报，关东军的兵力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其他异常的情况发生。什捷缅科松了口气，他确信关东军仍然被蒙在鼓里，行动的主动权始终被苏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空袭
1945年8月9日零点稍过，关东军总司令部就接到了驻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电话报告，电话中说：“牡丹江市遭到敌人空袭。”
半个小时后，关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长春的上空也出现了苏军轰炸机。
即便到这个时候，关东军仍未接到大本营的相关通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宣战后，虽然口头上同意日本大使馆可向东京报信，但实际上日本国内并没有能够从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有证据表明，是苏联政府无限期扣留了大使馆所发出的电报。
关东军在遭到空袭时，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正在大连出差，不在长春。为了做重新部署的准备，日军主力已撤离边境地区，驻扎在边境的军事力量只有先前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很多用来防御的炮兵部队也已经被调走。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对苏军发动的这场名为“八月风暴”的攻势，关东军缺乏必要的准备。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战后供述：“苏联在8月8日这天宣战（按莫斯科时间），对关东军指挥部来说是异常突然的。”同样感到“异常突然”的还有大本营，当他们通过专用军事电话得知这一消息时，顿时惊恐万状，狼狈不堪。
战前，远东地区分散的航空兵部队都被统一起来，组成了航空集团军。远东红军一共建立了三个航空集团军，当天首批执行轰炸任务的是第九航空集团军所属的第十九轰炸军团。他们一共出动七十六架伊尔-4轰炸机，对长春等地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攻击。
如果仅从作战所依赖的天气条件上来说，8月份确实糟糕。月初以来，本来天气一直晴朗，但到8日晚，天却突然变了，东北地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尽管如此，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元帅仍然下令第九、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和太平洋舰队的航空兵部队继续执行突击任务。
8月9日拂晓，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百四十七架苏军轰炸机对东北地区的大批军事目标、铁路枢纽乃至朝鲜的部队目标实施了轰炸，给关东军造成极大损失，其中仅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就破坏了九座车站建筑物，炸毁数列载有技术兵器的列车。
诺维科夫有与日军航空部队较量的足够底气。远东的三个航空集团军共拥有飞机三千八百架，再加上太平洋舰队的海基飞机一千五百架，苏军在整个远东地区的战机达到五千三百架。除此之外，另有从西线调来的五个飞行师作为加强部队。
关东军只有一千八百架飞机，苏军飞机是它的三倍以上。这还仅仅是比数量。质量上，经过二战特别是苏德战争洗礼的苏军在技术兵器上早已实现更新换代，远东航空军从战斗机到轰炸机，再到低空支援地面部队的强击机，不仅性能优越，而且经过了西线大空战的检验。反观日机，却并没有比诺蒙坎战役时期进步多少，机型全都陈旧不堪。
伊尔-2强击机。航空史上单产量最大的军用飞机，著名的坦克杀手，是参加远东战役的主要战机之一。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苏军都优势明显，他们不怕空战。可是让诺维科夫感到不解的是，在第一天的空袭中，航空兵们在空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