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 [出版] (郭沛文)

　　“孩子叫周启森，78年出生的，今年14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三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
　　“1980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
　　“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9]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声周友吉，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昨天大清早，天都没亮，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具体几点问过了吗？”在旁边工作的乔先贵又加进来一句。
　　“问过了，可是他家没买钟，只能凭印象估个大概，说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澧县不哪里的。这么大早上的，黑灯瞎火，跑来乡下做什么？”
　　赵定尧问他，老汉有没有说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倒是蛮漂亮呢，挺年轻的，短头发，看上去二十几岁，一点也不像坏人。哦，对了，老汉说她脖子上还戴一串念珠，可能是个信佛的人。后来又有几个村民见过她，大概是早上天亮了没多久，骑着单车往去年修好的张公庙大桥方向走了。”
　　赵定尧噘起嘴，望着土墙上嵩山少林寺的风景挂历想了几秒。他看着日期说这两天清明，没准就是一个赶早回老家挂青的人，不一定和案子有关系，问派出所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派出所所长说再就没有了，村主任倒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县里来的同志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别见怪！”他还是问了出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处理？”
　　赵定尧一愣，问他什么意思。
　　村主任的意思是，这家人一个都没了，亲戚又走得远，要怎么主理后事？
　　赵定尧搓了搓手，还真是个问题，这么放着确实也不是办法。
　　他想了想，替村主任出主意，可以村里先出点钱，简单点弄弄，然后通知他们那两个亲戚，谁愿意做主就来做。这家人虽然没几个钱，但不是还有个房子在吗？多少还算是点财产，谁尽好义务，谁就有遗产继承权。
　　“好！感谢您指点！”村主任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不过，要是那孩子回来了呢？”
　　“回来了先问亲戚养不养吧，这也是义务的一部分嘛，不愿意再说。县里有民政局，到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找他们。”赵定尧把头转向乔先贵，问：“先贵，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不好讲。”乔先贵扭动脖子，环视着屋内的人、物与某种肉眼不可见的悲凉感，抬头望着结满灰尘的木房梁和黑瓦片回答他，还要再看看。
　　赵定尧在背后叫了一声“先贵”，乔先贵转过身，看见他那身熨烫得笔挺的橄榄绿公安制服。
　　他问乔先贵怎么一上午没见到人，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乔先贵把手里的几张相片拿给他看，说昨天那个农药瓶子上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认，大部分叠在一起了。但是刚刚给局里技术最过硬的“老神眼”同志瞧过，他判断药瓶上面的指纹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些指纹是大人的，和死者周友吉吻合；还有两枚比较清晰的，可以判断是小孩子的指纹，大概10到14岁。
　　“这应该是……”赵定尧想起来那对夫妇失踪小孩的名字，“周启森的吧？那小孩78年生的，不正好14岁？”
　　“对头，这个案子还是有些疑点。我昨天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煎药壶和两个中药碗中的残留液，都有轻微的樟脑气味和乳油状特征，农药应该是下在煎药壶里再倒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放在哪一个人的药碗里。”
　　赵定尧“嗯”了一声，好像还没太明白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不管下药的人是谁，本身想毒死的就是夫妇两个。如果真像村民们以为的那样，田桂芳敲死了自己丈夫然后喝药自杀，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现在瓶子上连田桂芳的指纹也没有，我就更加觉得不像是她下的药了。”
　　“你觉得下药的是谁？”
　　“单看指纹，不就俩人吗？那小孩儿可能性太低了，我主要还是怀疑周友吉自己。”乔先贵分析，“这样倒是大部分线索都讲得通了。从动机来看，昨天那个村主任说田桂芳在修梅那边有个男人的传言一直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想和田桂芳一起喝药死掉。”
　　可他怎么又被田桂芳拿棒槌给敲死了？
　　“可能田桂芳喝着下了农药的中药，发现味道不对劲，和周友吉起了争执？然后失手拿棒槌敲死了他，惊慌失措地锁上门，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第二天还是因为农药中毒，慢慢发作死了。”
　　乔先贵对这个推论也不太自信，补了一句：“也许啊，我不敢肯定。昨天我看尸体，两个人肯定都喝了药，周友吉比田桂芳早死将近一天，都有点臭了。”
　　赵定尧疑惑的是，她一个女人，力气也没多大，怎么就拿个木棒槌把个大男人给敲死了？
　　“先贵，你说这周友吉真的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乔先贵告诉他，力气不大，但人的脑袋比较脆弱，敲没敲到关键位置区别很大。好比周友吉，太阳穴有伤，很容易瞬间晕厥昏迷，丧失反抗能力，多敲几下也能致死。但现在的问题是，那洗衣服的棒槌是木头的，也旧了，表面粗糙采不到指纹。虽说昨天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证，不过他还是认为，周友吉就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