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月光洒在阳台的地板上，宛如寒光粼粼的水波，周芸和老宋紧紧依偎在一起，他们的影子也在水波上浮动，仿佛是飘摇在船上的两个旅人。
“对了，我今天向上级请战了。到南方支援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明天就走，看样子没有两三个月回不了家，你和媛媛要照顾好自己。”老宋低声说，“我估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以调你去新区工作为借口，把‘蓝房子’给叫停了，对这个，你得有思想准备。”
“南方你该去就去，家里你放心吧！”周芸说，“至于新区医院，我不会去，我就在旧区，这边的患儿更多，更需要我，我也不会放弃‘蓝房子’。”
“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总是不断胜利，而我们——”
“我们怎样？”
老宋没有说，绷得紧紧的脸上，线条硬得像铸铁一般，浮动着一层不可明辨的青色。
这从此成了周芸永远的回忆。
老宋赶赴南方支援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的三个月里，周芸也忙于平州市的防疫工作，夫妻俩只微信视频过那么几次，每次都是以“你又瘦了”开场，以一句“你好好的”结束……当医生的，见惯了世间的生死，反而不把别离看得那么重，只要“还在”，哪怕关山万重也是好的。直到四月底接到通知，说平州市医疗队快要回来了，周芸才抽空儿跟一直放假在家的媛媛把屋子好好收拾了一番。尽管知道老宋从来不喜欢仪式感，母女俩还是从花卉市场买了好几盆鲜花，把家里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准备像从前一样，一家三口继续窝在这座旧楼的两室一厅里过着与世无争、其乐融融的日子……
然而她们等来的，却是老宋一盒冰冷的骨灰。
事后周芸才知道，老宋接到住在平州乡下的老母亲病危的消息，怕她担心，没有告诉她，跟医疗队请了假，提前一周搭了个便车往家里赶，半路上遇到一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他让司机把车停在高速公路的紧急停车带上，自己赶上去救人，正当他从破碎的车窗里把一个伤员往外拉的时候，一辆私自改装后载重五十吨的渣土车沿着雨后湿滑的快车道，像发了狂的野象一般疾驶过来……
那些以泪洗面的日子，那些形容枯槁的日子，那些肝肠寸断的日子，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她不想不愿也不敢再回忆，事实上她也根本回忆不出什么，真正的悲痛在心里留下的不是永难磨灭的伤痕，而是永难寻觅的空白，就像截肢一样，那么完美地、整齐地凭空缺失了一块，根本说不清人生的那个阶段到底发生了什么：哭泣、呜咽、嘶吼、嗥叫，痉挛的手指、披散的头发、喑哑的咽喉，溢血的双眼……然后突然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刻，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子像放在铡草机里一样，齐刷刷地斩断了，埋起来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生活一切如常，只是没有昨天。直到某个瞬间，比如遇上她以为陈少玲牺牲那样的情状，才会触发心底最深沉的怆痛：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居然破碎得那么容易，那么突然，毫无征兆，永难挽回……
可是，比这些更加令她心碎的，是在平州市支援南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工作总结大会上，无论是颁奖还是表彰的名单上，都没有老宋的名字。表面上，有关部门给出的说法是：老宋属于提前离队，没有“圆满”完成任务，又不是牺牲在抗疫前线，所以只能深表遗憾……但或许坊间的传闻才是真实的原因：决定那份颁奖和表彰名单上的名字的，就是被老宋顶撞过的、夫人患有过敏性鼻炎的那位领导。
他们总是不断胜利。
之后的一天，她没有告诉任何人，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去北京儿童医院找“朱爷爷”了……
老宋在世的时候，经常陪着老婆参加急诊科的团建活动。他虽然是市人民医院的大专家，却毫无架子：穿着把小肚子勒出三道褶的安全衣在丛林绳桥上一边穿行一边吱哇乱叫，抬着不锈钢炭烤架子在大凌山上烧烤熏得满脸黢黑，打真人CS时替“战友”挡枪和各种耍赖不下场……对这位医术精湛而又平易近人的兄长，科里的同事们都抱之以极大的尊重。李德洋目睹了护士挨打之后，变得惊恐而颓唐，尤其想不通为什么全社会对伤医者都采取纵容态度，反而不辨是非地动辄将一切归罪于医生，经常跟老宋诉说内心的痛苦和委屈。绝大多数时间，老宋总是静静地做一个倾听者，只偶尔安慰他几句，鼓励他要开阔心胸、不问荣辱，“没事儿多背背‘希波克拉底誓言’（由”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全世界的医护工作者从业前必须宣誓的一段誓词，被视为医学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
有一次，李德洋说起市劳动局打着廉洁的名义，不但要取消医生的夜班费，还要以“违规发放津贴”的名义将过去发放的夜班费收缴，而在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医院只能执行这一政策，有几个医生不同意，还受到了处分。
老宋脱口而出：“他们总是不断胜利……”
周芸在旁边听见了，立刻拦阻道：“你别给我的医生灌输负能量啊！”
“鸡汤要喝，醒酒汤也要喝。”老宋大笑着说，“真金不是一开始就不怕火炼，而是认识到实在没辙。”
老宋去世后，李德洋再没有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了，刚才在诊室里的那一番诉说，算是把半年多来积蓄在心中的苦水倾倒了个干净。然而周芸却没有再规劝他什么，因为她深知“哀莫大于心死”。从李德洋的话中，她听出他的心已经死透了，没有再挽回的可能了，那就随他去好了，就像很多随他去的事和随他去的人一样……
12
来到抢救室，周芸看到大楠和蔡文欣已经把这里布置好了，她盘算着，等胡来顺和陈少玲他们回来，就把其中四个患儿安置在这里。她知道这样做是冒险的，因为一旦有坠楼、车祸的危重症患儿送过来，还得现挪床位，耽误抢救时间，可是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走出抢救室，她一眼就看见：丰奇拄着拐杖，站在留观一病房的门口，跟雷磊正在说着什么，两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丰奇负伤后，一直在留观一病房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他的心里十分惦念PICU里面的孩子们，也知道此时此刻，田颖一定心急如焚地牵挂着自己的伤情，所以很想尽快上楼去与她们会合，然而腿上的伤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动路的，看大楠和蔡文欣忙个不停，也没好意思打扰，直到她们得了空，才提出借拐杖的要求。大楠赶紧给他找了副拐杖，他撑在腋下，一步一步地往外面走去，刚刚出了病房，就迎面遇上了雷磊。
这是他们俩今天晚上第一次正面相对。
雷磊和丰奇，过去一个在市局，一个在基层派出所，从来没有在一起共事过，且地位悬殊，所以丰奇认得雷磊，雷磊却不认得丰奇。不过，凭借丰奇今晚在急诊大厅里几次出没时明显不同于平州警员的职业素养、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后腰上携带着急救包这几项特征，不难猜出他在此地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在没有摸清此人公干的具体内容之前，雷磊没有贸然与他接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之后，雷磊觉得“是时候了”。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平州市综合治安办公室主任雷磊，今晚临时接管旧区的警务工作。”雷磊望着丰奇，用温和的口吻问道，“怎么样，伤势好些了吗？”
因为失血过多，丰奇本来白净的一张脸，现在竟泛着浅浅的惨绿色。他知道雷磊早晚会来找自己，只是没想到这么突然，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呆立了片刻才点了点头。
“你是从北京来的吧，出的什么任务？”
警员跨省办公，如果遇到同行问起任务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当视任务的保密要求、盘问者的级别、所处环境是否需要兄弟单位配合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如实陈述。如果保持缄默，就说明任务的密级很高，盘问者若打破砂锅纠缠不休，事后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问题在于，公安系统是个准军事组织，跟所有的军事系统一样，内部等级极其森严，特别是在同一区域从警，那真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甚至对上级形成了某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的敬畏心理。俗话说“先数杠，再数花，一枝橄榄全干趴（指根据警衔上的标志来确认级别）”，可不是说说玩儿的。当然，比如碰上办差事的是马笑中那种滚刀肉，就算是公安部部长问他，不该说的他照样嬉皮笑脸搪塞过去，但丰奇不一样，他是个太“正”、太“规矩”的警察，所以当雷磊问起任务的内容时，他竟不自觉地挺了一下胸，等他意识到自己暴露了身份和级别时，已经太迟了。
他追悔莫及地闭紧了嘴巴，不再说话。
瞬间，雷磊就探到了他的底，换了一副冷冰冰的口吻：“不管任务是什么，你都犯了错误，知道吗？”
雷磊这话说得很高明，一来警员执行任务，难免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二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没有保护好自己也是失职。但在丰奇听来，想的却是不该不听田颖的话，冒冒失失地下楼，自己负伤不说，更糟糕的是削弱了PICU的保护力量，安保工作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旁生枝节，自己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捅了娄子，雷磊批评他“犯了错误”，倒也一点儿都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