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 (金醉)

　　传统的宗族系统瓦解，城市是人们重新获得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引发心理落差和恐慌的地方。
　　大城市经济上接纳外来者，却在社会上排斥，结果就是疏离和冲突。
　　所谓歧视，是有差别地看待，是以偏概全的见解和评断。本地人排斥外地人，是歧视；外地人预设本地人不好，也是歧视。
　　写《中国在梁庄》的梁鸿在书中提到“知识鸿沟”的说法：
　　“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
　　用现在的词来说，100年前的杨小松算是个“留守儿童”，他对城市有种热切的期望，遭遇挫败时，便想通过“干大事”来改变命运。
　　有件事一直没跟大家讲过，其实金家祖上是河南籍，从太爷爷上一辈才去的北京。
　　世道变迁，人在流动，你说我算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呢？一点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再出现些张小松、刘小松、高小松，家家装100个防盗门也没用。
　　

第23案 贵妇人奉天销金 算命婆贪财丧身
　　我从小爱看港片，什么好片烂片都会看。20年前，我最喜欢小马哥，有一回想学他用钞票点烟，因为手头紧，就点了一张五毛钱。感觉确实很不一样——看着钞票燃烧，有一种极其奢侈的快感，当然也可能是心疼。
　　小马哥烧钱，是浪漫的英雄本色，因为不在乎。
　　2012年，杜琪峰的《毒战》里也有一个烧钱的场景，毒贩蔡添明祭奠死去的老婆，用火盆烧100元的人民币。当时，电影院里一片惊呼，身边的小伙子大喊:我×。这种真实的场景总会让人代入：这么多钱，给我多好啊！
　　回想我看过的港片，几乎所有的铤而走险和误入歧途，归根结底都因为钱。
　　1924年，我太爷爷金木去了趟沈阳，遇见一个有钱的女人，卷入了一件案子。看完这个案子，我才知道，有时候钱不只能花，还有其他玩儿法。
　　事件名称：奉天旅馆杀人案
　　事发时间：1924年9月
　　事发地点：奉天（沈阳）七福饭店
　　记录时间：1925年4月
　　从日本留学回来这些年，我坐过各种车——火车、汽车、马车、骡车、人力车，因为查案，还坐过驴拉的粪车。
　　去年8月底，我带助手小宝去奉天（沈阳）参加婚礼，头一回坐上了马拉火车。
　　那天下午，我们俩一出奉天站，就见到一辆马拉火车呼啸而过，登时惊呆了。三匹白马跑在车道上，一名车夫鞭子舞得啪啪响，后头拉着一节火车车厢，车厢里坐着二十多个人。
　　我们俩买了票上车，一个穿灰褂子的老太婆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下。老太婆头发花白，扎着俩小辫，嘴脸皱巴巴的，鼻梁上生着个瘊子。她眼睛瞟来瞟去，别在耳朵后面的一朵鲜红纸花不断摇晃。过了一会儿，她摸出一个签筒，朝我晃两下，伸手要钱。我实在疲倦，懒得说话，别过脸闭上了眼，听见小宝对她说了声“不算卦”。
　　再睁眼时，见这老太婆已经坐到前排，手里捏着根红签，正给一对男女算卦。那女人很年轻，穿了件无袖的绸缎旗袍，脖子戴串珍珠项链，手上是双白玉镯子。她圆睁着眼睛听老太婆说话，不时轻轻惊呼一声，摇摇男人的手臂。那男的戴着礼帽，是个俄国人，黄头发蓝眼珠，留着络腮胡，绷着脸不说话。
　　小宝说，这两人太惹眼，看样子要被骗。
　　我看了一会儿，发现那老太婆顶多算个能说会道的花子，还称不上懂骗术。她装模作样地说些好听话，时不时讲几句早就背顺溜的口诀。客人抽了好签就多要点，抽了坏签就给你几句破解的法子，也能要几个钱。
　　旗袍女人果然掏了钱，她从俄国人身上摸出巴掌大的黑皮夹，抽出一张红色的票子，递给老太婆。老太婆接过钱看了一眼，马上塞进怀里， 又抓起那俄国人的胳膊，给他看起手相来。车快到小西门站时，俄国人也从皮夹子里掏出张纸票，丢给老太婆。老太婆一把抓过钱，弯下腰鞠了一躬，抱起签筒，去了车门口，掏出两张票子反复看。
　　小宝说：“外国人都这么傻有钱？”
　　等车上人下得差不多，我们俩提了行李往外走。俄国人和旗袍女人也要下车，却被旁边一个戴白礼帽的年轻人撞了一下。白礼帽欠身说了句对不起，侧身让两人过去。他一手摁着帽檐，一手捂着西装前襟，跟在两人后头下了车。小宝“哎”了一声，下车跟上去，径直撞向白礼帽。一个黑皮夹子从白礼帽身上掉出来，小宝弯腰捡起，拍了拍俄国人，递给了他。
　　我赶快走过去，但还没看到那白礼帽的脸，他就混进人群不见了。
　　旗袍女人停下来，对小宝连连感谢。她打开皮夹子，抽出一张票子递给小宝。小宝不收，女人拉起他的胳膊，把钱塞进他手里。这是一张一百元的奉天大票，在东三省流通，能兑换大洋，女人给那老太婆的，也是这种钱。
　　旗袍女见我过来，又鞠躬谢了一回才离开。我问小宝怎么回事儿。
　　“戴白帽子那人，是个大轮儿党[大轮党，江湖黑话，指专在火车上扒窃的小偷。还有专门在汽车、电车上扒窃的，叫小轮党。]，在车上我就盯住他了。”
　　“你精神真够好的，我坐车累得骨头散架，抓贼的事儿都没赶上。”
　　小宝指了指前头的旗袍女和俄国人，说：“有钱人太显摆了，又被骗又被偷，早晚出事儿。”
　　我点了根烟，说：“那也不一定，我不也挺有钱吗？”
　　这天夜里，真出了件大事儿。
　　我和小宝找了间叫七福饭店的西式旅馆，到前台办手续时，又遇到了旗袍女和俄国人。两人也住这里，恰好在我们楼下。两人提了大包小包东西，新衣服新鞋子，还有几盒西洋点心，说刚在旁边的七福屋百货楼逛完。旗袍女很热情，说那么有缘分，不如一起吃个饭。
　　我们办完入住手续，收拾了行李，旗袍女便来敲门，说馆子已经订好了，就在附近小十字街上的宝发园。
　　这女人叫马小嘉，今年24岁，原是镶黄旗马佳氏一族，地道的满族人，祖上是东北人，父亲在前清有爵位。她说：“要不是民国了，得叫我格格。”
　　那俄国人是她未婚夫，叫伊万诺夫，自称是伯爵，1918年就来了中国。他能说流利的东北话，却不怎么爱开口，介绍完自己，就埋头吃菜，一个人吃掉了半份砂锅独圆。马小嘉却是个话唠，服务员来上菜，她也能聊半天，随便就给小费，都是50块的奉票——一张能抵服务员半年的工资。
　　小宝提醒她注意点，世道乱坏人多。她谢了小宝，说会注意的，过会儿却又说：“我就爱过好日子，有钱不花不是傻子吗？再说，整天提心吊胆的多难受？”
　　说完，她又点了两瓶张裕干红，几人喝到快10点才回旅馆。
　　回去躺下没一会儿，走廊里嚷嚷起来，前台打来电话，让所有人去大堂。我问怎么了？那姑娘声音冷冰冰的：“外面死了个人。”
　　出去一看，死掉的是白天在马拉火车上算命的老婆子。凌晨一点，一个流浪汉在旅馆后花园门口翻垃圾，突然摸到张人脸，惊叫一通惊动了巡警。老婆子的尸体被人埋在垃圾堆里，腰间被捅了个窟窿，身上东西被抢了个干净。警察在附近胡同里找到老婆子算卦的签筒，被摔成了两瓣，签子撒了一路。
　　这老婆子姓牛，常年混在十字街和七福屋，没事就待在七福酒店大堂，专做游客的生意，有时还跟着马拉火车去火车站。小西门一带，几乎没人不认识算卦的牛婆。因为是个名人，警署不能坐视不理，连夜派巡警进行排查。
　　第二天，在旅馆耗了一天，警察挨个查验身份，盘问了一圈，没什么结果，只听说在大十字街的垃圾桶里找到一把刀，确认是杀死牛婆的凶器。
　　我坐在屋里翻小说，小宝闲得团团转，骂我：“跟你出个门太麻烦，你走到哪，哪就死人，我看可以让戴戴拿你写个小说。”
　　傍晚，马小嘉来敲门，让我们陪她打牌。小宝不玩牌，窝在房里睡觉，我跟马小嘉去了旅馆棋牌间，和其他两个客人玩起牌九。
　　马小嘉玩牌技术差，手气也不行，偏爱往大了押，一顿饭工夫连番输了十几把。我输赢没多少，最后只收了马小嘉50块。另两个赌客倒开心，赢得满面红光，每人到手四五百块，说什么不再继续玩，装起钱回了房间。
　　我问马小嘉，在车上给过牛婆多少钱。
　　“抽了俩签，给了150，伊万诺夫看手相，又给了100。”
　　两百多块钱，足够一个算卦婆过上好日子，也足够惹上杀身之祸了。
　　这时，一个戴鸭舌帽的人闪进棋牌间。那人关上门，一屁股坐在马小嘉对面。马小嘉瞅我一眼，见我没吭声，问那人：“要玩两把？”
　　鸭舌帽抓起一张牌搓了两下：“要在平时，我肯定跟你们整几把。”他扫了我俩一眼，盯住马小嘉：“老妹儿，我是来救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