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三是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中国和这几个国家自公元一世纪就有交往。公元636　年，唐名僧玄奘到中天竺取经，公元641　年，天竺著名国王遣使至唐朝聘，两国联系进一步密切。唐代丝、茶、瓷等产品不断输入天竺，天竺的胡椒、棉花、砂糖、香料等也源源输入中国。当时天竺包括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史上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政治上聘使常有往来，经济上互相交流频繁，对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唐初和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也有密切的接触，唐代的经济和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很大。
　　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保持着互相移民和文化使者往来的关系。唐太宗灭突厥后，滋长了侵略野心，曾几次进攻高丽、百济，均以失败而告终。后来，高丽内部分裂，全境被唐占领；百济也因与新罗互相攻击，终于被新罗所灭。新罗与唐虽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新罗一度统一朝鲜半岛后，和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新罗商人到唐贸易的人数很多，次数也很频繁。登州、莱州、楚州、泗州等地都有新罗商人的足迹。登州城建有新罗馆，文登县东有新罗所，楚州、泗州各有新罗坊。这些馆、所、坊等，都是新罗商人住宿和交易的地方。后来，高丽国重新建立起来，灭新罗国，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事业。
　　中国与日本，在西汉时已有往来。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日本派使者小野妹子至隋，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唐代，中日两国使者往来更加频繁，而且有大批留学生和僧人随同。日本商人也不断地来中国交易，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黄金和土特产品。中国的远航船也载运着大量的丝织品、香料、家具、瓷器等前往日本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后期商业发达，赴日商船更为经常，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几十次。在此期间，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使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都移植到了日本。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某些生产技术，也都输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生活、社会习俗以及饮食、服饰、建筑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六年或十年实行一次授田，受田者要根据租庸调制向国家负担义务。另如，当时日本新建的都城京都，其宫室、寺院全仿唐式，市容街道几乎完全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总之，在盛唐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交流非常广泛而深入。随着经济交流的开展，中国吸收了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播到了外国，加强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建立起了正常的邦交和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与繁荣，对增进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
　　（五）漕运事业的发达唐代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蓬勃发达的历史时期，开创了我国漕运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为唐王朝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由于唐代和隋代一样，政治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却在东南的江淮地区，因而以大运河为主干的漕运体系的畅通与梗阻，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兴盛与衰败。一般说来，漕运畅通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就得到维系，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充实关中地区，唐王朝走向繁荣；漕运受阻，唐王朝统治便岌岌可危；漕运阻绝，统一局面瓦解，唐王朝走向衰亡。
　　1。唐朝前期对漕运干流的开凿、疏浚和整理唐代没有像隋代那样大规模地开凿运河，而主要是利用隋时遗留下来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和开凿不太长的新运河。唐前期的主要工程有：疏浚汴渠　汴渠亦称汴水，即隋朝的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汴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河引河水入汴口，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之东引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①。由于汴渠首连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大，故在与黄河相接的汴口（即汴口堰，亦称板渚汴口）常被泥沙淤塞。唐初，每年初春都要征发附近州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以保证漕运畅通。至唐中宗时，由于政治动荡，运河修浚不及时，致使汴口"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②。因此玄宗时，唐政府曾两次大规模疏浚汴渠。第一次，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河南尹李杰调发汴州、郑州丁夫疏通渠道。因"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故"刊石水滨，以纪其绩"③。可见取得的成果不小。第二次，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玄宗命将作大匠范安率领"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④。以后至安史之乱以前汴渠基本上保持了畅通。
　　修浚山阳渎　隋时沿用旧有渠道开凿的山阳渎（亦称邗沟），始自山阳（今江苏淮安）通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入于长江。唐初，由于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长江江面变窄，扬子以南至长江之间已不能行船。漕船须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绕远，且舟船时被风涛所损。因此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兼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澣开伊娄河，自今扬子桥至瓜洲镇，为邗沟增添了一个新的运口。史载："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舟不漂溺"①。李白也称赞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②从此，瓜洲一直是长江下游北岸的重要渡口。
　　整修永济渠　唐前期除致力于东南系统运河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之外，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
　　②　《旧唐书·李杰传》。
　　③　《旧唐书·李杰传》。
　　④　《唐会要·漕运》。
　　①　《唐会要·漕运》。
　　②　李白：《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
　　对走向东北的永济渠，也进行了一些整治工程。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在引淇水（原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北部。东汉建安中，曹操于淇口作堰，遏使其流向东北，注入卫河，此后遂成为卫河支流）入渠处建筑石堰。后由于沧州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又于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在沧州清池县西北55　里修筑了二条永济堤③。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清池县西南30　里又修筑了一条永济北堤④。另外，永徽（公元650-655　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⑤，开凿出一条支渠。开元（公元713-741　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⑥。其余与永济渠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还有：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县）的平卢渠等等，这些渠道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开凿丹灞水道　丹水为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两水同源于秦岭山脉东段，相距仅十余里。唐中宗时，崔湜建议："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镵山出石门（今陕西蓝田西），抵北蓝田，可通挽事"①。中宗准奏，并以崔湜充使，率役徒数万，开大昌关，凿石劈山，终于开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使江淮物资可通过长江、汉水、丹水、灞水、渭水运往长安。
　　修治褒斜道褒斜道即沟通同出秦岭太白山的褒水和斜水间的陆路通道，系汉武帝时，汉中太守张印主持开凿的。其后该道长期为往来秦岭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褒斜道通达富庶的蜀汉地区，又可通往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唐以前，封建统治者多次进行维护和修葺。唐初统治者亦复如此。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②，这是唐代第一次治理褒斜道。其后唐王朝经常利用褒斜栈道和水道运输巴蜀物资以供京师。后来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阻断大运河，江淮等地的物资也通过此处输往关中。
　　整治三门砥柱经大运河漕运北方的江淮物资输送到洛阳后，还得经过800　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其间因有三门砥柱之险，船只上驶困难，且常常覆溺。因此，唐政府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整治三门砥柱，如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①。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②，但山险路窄，挽夫时常坠入河中身亡。张鷟在《朝野佥载》中愤怒地指出："（于）③　《新唐书·地理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