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三坟记》为李阳冰的代表作，言阳冰必言《三坟记》，艺术价值很高。此碑由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刻于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碑高2.15米，宽0.93　米，两面刻，共23　行，每行20　字。原石已佚，现存于西安碑林者为宋翻刻。
　　《金石录》云："阳冰在肃宗朝（公元756-761　年）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暮年所篆，笔法愈淳劲，理应如此也。"细观此碑，用笔粗细圆匀，稳健自然，结构均衡对称，十分沉稳，线条秀美遒劲，冷峻而静穆，字字犹如秦陵严整之兵俑，不可随意涂抹与挪动，确实为他晚年所作。如果把它与秦篆笔法比较，此记圆弧笔画明显增多，将秦篆之上密下疏改为上下停匀，瘦细健伟。览此记，别有一番情趣，若山涧之流泉，若松间之明月，若江上之清风，徐徐涌入胸怀。清孙承清在《庚子消夏记》中云："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李阳冰的《三坟记》确实遒劲而又逸致翩然。
　　与《三坟记》同年而作的《栖先茔记》，用笔遒劲、开张，笔道丰茂厚实，体格有所不同，是为李阳冰有变秦小篆遗风，故求其真而葆其美也。"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嘴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有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上李大夫论古篆书》）而早于8　年所作的《城隍庙碑》，其用笔纯系秦刻石《峄山》的程式。再观他晚年所作的《般若台记》却有返朴归真的倾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从《城隍庙碑》到《般若台铭》，我们可以看到李阳冰之篆法有日新月异之猛进，致使书艺与时并增，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广川书跋》云："观阳冰篆千字，得书法三昧，虽规合矩应，不遁方圆，至其神明合离，殆无蹊径可蹈而循，固知与长史异者形迹之间也。书家以法相授，其律甚严，非心融神会，未尝以付。始求于法，终不参流，动如羚羊挂角，更无形迹，逮及游于法之外，斯可语成法矣。"
　　2。史惟则及其书作史惟则是唐玄宗朝代的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生卒年代记载不详。
　　他的原名为浩，惟则是他的字。唐玄宗时，他初仕伊阙尉，迁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后任殿中侍御史，故世称"史侍御"。他精研书法，特别是在隶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风格特点是发笔方广、字形峻美、进退有度、雁足印沙，从而成为唐开元年间的第一位隶书专家。唐窦臮在《述书赋》中说："史侍御惟则，心优世业，阶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应变，如固高而瞩远，俯川陆而必见。"史惟则传世的书迹不多，有《大智禅师碑》、《龙角山元元宫碑》、《庆唐观金录斋颂》、《李楷洛碑》、《大照禅师碑》、《舞阳候祠堂碑》、《刘飞造像记》、《凉国夫人碑》等。其中以《大智禅师碑》为代表作。
　　《大智禅师碑》亦称《义福禅师碑》，全称《大唐故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刻，严挺之撰文，史惟则隶书并篆额，史子华刻字。碑身高202　厘米，宽112　厘米。碑阳32　行，每行61　字，碑额3　行共9　字。碑阴比碑阳晚五年，即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刻，刻的是"大智禅师碑阴记"，阳成伯撰文，也是由史惟则隶书，27　行，每行9　字。碑末附宋淳化、宣和、金大宣、贞祐、明弘治年间的题名。此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书法苍劲庄严，颇具骨力。其结体用笔基本保留了汉隶特点，其章法布白也颇似汉代《乙瑛碑》，有疏有密，刚柔相济，大小变化，是标准的唐隶之一。但因"唐人尚法"，唐隶受到唐楷笔法和结构规范化的影响，故失去汉隶自然朴实的意味，其生命力也就大大不如汉隶。同时，由于受唐楷的影响，此碑也就明显地存在程式化倾向。如果把此碑与汉隶之不同艺术风格相比，就能很好地看出唐隶的风格特征，"汉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落，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化。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①3。韩择木及其书作韩择木是中唐时代的昌黎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叔父。他的生卒年代记载不详，只知他活动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0　年）。官至工部尚书、右散骑常侍，故世称"韩常侍"。韩择木也精研书法，师承蔡邕，以隶书著名，有"蔡邕中兴"之誉。《述书赋》说："韩常侍则八分中兴，伯喈（蔡邕）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类神都之冠盖。"韩择木隶书非常出名，远超"唐隶四家"的另外三人，赞美之词很多，有"庄重有法"，有"如龟开萍叶，鸟散芳洲"，有"如山东老儒，虽姿宇不至峻茂，而严正可畏"。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更是给予他以高度的评价："在唐中叶，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则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渐也。择木尤妙，名重当时，惟则可以亚之。"朱长文认为韩择木的隶书排第一，而史惟则排第二，这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作品得到证实。他传世的书迹不多，有《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叶惠明神道碑》、《桐柏观记》、《曹子建表》、《心经》等。韩择木的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和《荐福寺临大戒德律师之碑》。
　　《祭西岳神告文碑》立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韩赏撰文，韩择木隶书，凡22　行，每行15　字，共330　字，碑额有篆书"开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此碑现存于西岳华山。
　　《祭西岳神告文碑》基本反映了韩择木隶书的风格特点。其用笔以篆法入隶，如锥画沙，如折钗股，既显示出韩择木书法的深厚功底，又颇具笔墨趣味。其结体端庄平正，内敛外拓，给人以静穆稳定的感觉。细品此碑，其点画结构无不暗合《曹全碑》的审美特征，自然洒脱，波磔飞动而不轻佻，正如清代万经所说："不束缚，不弛骤。"与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相比，技法更显娴熟。加上置于华山上，长年经受风雨的剥蚀，又多增一分苍茫劲健之美。难怪宋代朱长文看了此碑后，把韩择木列于"唐隶四家"之首。《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此碑是韩择木写《祭西岳神告文碑》三十年后的又一代表作，韩择木经过这三十年的磨练，吸收了《张迁碑》的苍劲凌厉、《曹全碑》的妍丽清韵、《石门颂》的纵横逸宕，同时又融入他那充满中和之气的楷书笔意，从而形成一种清新而萧散的风格。观看此碑，字字骨力遒劲，端庄稳美，合规中矩。字形大小有变化，整体上和谐统一，基本脱离了唐隶的程式化。与其他诸多唐隶碑帖拉开距离，为我们研究隶书艺术的发展规律增添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此碑刻于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现存陕西泾阳县文化馆。
　　①　清万经《分隶偶存》。
　　（五）书学论著书论是关于书法的理论或著述。它是在中华文化思想中孕育而成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书法本身的范畴，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书论与书迹结伴而行、理论与实践互相观照，书法就繁荣昌盛，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所显示的一大特点。
　　隋朝统一南北，享国虽短，但在中国书法史上却是一个关键时期。隋代书论传世不多，有释智果的《心成颂》等。
　　大唐帝国国运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唐代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昌盛时代，而且也是书法理论大丰收的时代。书论撰写者之多，论述体例之丰，阐释内容之深，都是前代所没有的，也是以后的宋、元、明望尘莫及的。据史籍所载，唐代书论达一百余种。现在留传下来的有欧阳询的《八诀》、《传授诀》、《用笔论》、《欧阳率更三十六法》，虞世南的《书旨述》、《笔髓记》，李世民的《笔法诀》、《论书》、《指意》，孙过庭的《书谱》，李嗣真的《书后品》，张怀瓘的《书议》、《书估》、《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蔡希综的《法书论》，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怀素的《自叙帖》，韩方明的《授笔要说》，韩愈的《送交闲上人序》，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林蕴的《拔镫序》，释亚栖的《论书》等等。
　　五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虽然出现了像杨凝式这样的大书法家，但五代书法的批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把它看作为宋代书论繁荣的准备阶段。
　　唐代书学论著非常丰富，其中著名的也很多，现试举几例。
　　1。第一部书学论著--《书谱》《书谱》是一部文书并茂的论书著作，是中国书论史上的杰出篇章。唐代大书法家、书论家孙过庭撰文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