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3。韵、散结合体变文韵散结合体变文数量最多，如《文殊问疾讲经文》、《破魔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种种。其风格内容与其他两二种相去无多，只是韵文、散文相交而成，更便于演唱，也更显活泼生动。
　　上述二种变文体裁，如果用以比拟现代中国曲艺艺术，则韵文体相当于山东快书与快板书，话本体相当于评书，而韵散结合体相当于长篇鼓曲。令人奇异的是，即使民国以后出版的各类口头演唱文学底本，如《大八义》、《呼家将》、说唱《西游记》和南方长篇评弹底本，依然不脱唐人旧味。甚至与某些敦煌变文如出一辙。这说明一个国家文学的发达，接受者一方的素质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唐代口头文学已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
　　九、唐五代词五代并非一朝，在文学因果关系上与晚唐更是难解难分。正如隋与初唐的样子，许多晚唐词人也就是五代词人。
　　五代的文学形式，主要成就在于词，但并非没有其他内容。例如诗，晚唐词人全是诗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皆入五代，诗也就一同进到五代去了。也有些诗词界限不明的作品，如所谓《宫词》，词集也收，诗集也收。中唐王建的《宫词》就属于这种情形，花蕊夫人的一些作品也是这样。
　　唐以传奇闻名，但传奇作者也有不少五代时人。如写《神仙感遇传》的杜光廷，写《玉堂新话》的王仁裕。他们的作品，也很有影响，虽不如唐传奇之盛，并不逊于唐传奇的一般作品。变文也是如此，有些是唐人之作，也有些是五代人之作，唯散文无大建树。这大约和晚唐文化形势及李、温、段等大文化人都专心写骈体文有某些关系。
　　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也许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历史界限。从唐人这面看，天下大乱，王朝不存，主要的心理是慎情和惧乱，首先的选择是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从五代这一面看，只要急功近利，称王称霸，至于未来如何，也不管它。五代十国，前后不过半个多世纪，真和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追求盛唐时代的大气象大文化是不可能了。但文学的本性是从来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停止自己的活动，顶多只能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形态。于是随着人们把主要精力与情感日益集中到生命享乐、男女性娱、个人得失方面上来，词便渐次成为五代时期的主导文学形式。
　　词的意义，自不如诗，它是诗之馀。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无足轻重的。唐诗宋词，两大高峰。而宋词的这扇门恰恰是从晚唐开启，到五代完全打开的。五代词人，声名不算显赫，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毕竟是他们而不是苏、辛、刘、柳、周、史等人开辟了词的世界。而且到了李煜那里，词的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完全成熟。五代是一个黑暗、动乱、丑恶和衰败的时代，但拯救五代的并非别人，而是它们自己。正如唐承于隋，宋也承于周。周世宗已经把中国统一的主要基础打好，宋太祖则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成果，更上一层楼。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自六朝诗人兴，而五代以花间词人止，恰恰走了一个圆的螺旋，哲人所言否定之否定规则，对于隋唐五代文学史也是适用的。到了五代，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真的结束了，同时，五代词又预示了另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始。
　　（一）词的成因词的形成，旧时有人认为自李白开始--李白有6　首词。但现代文学史家多不同意此说。认为即使李白能词，现在看到的《菩萨蛮》、《清平调》等6　首属名李白的词也非李白所作。有人则认为这几首词是温庭筠所作。但至少白居易、刘禹锡已经成为作词的能家。他们的《江南好》一类词作，影响深远，已是词坛正声。白词已有所引，刘的两首和词也很有特色。其一曰："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
　　刘、白与李白相去不远，但刘、白均长寿，或者可以说唐词就出在盛唐与中唐之交，也未可知。
　　1。词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古人称词为诗之馀，又叫曲子词，这个名称值得研究。为什么要叫诗之馀呢？就是因为它原本和诗没有大区分，但又有区别，是诗的进一步改良而已。为什么叫曲子词呢？因为它是一种唱词，所以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有人把它划入乐府诗中，而它形成之后，又有人把某些乐府诗划入它的范围之内。它脱胎于唐诗，是唐诗发展成熟之后的一个变种，又是可合于乐调的歌词，故称诗之馀和曲子词。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成熟的已经得以充分发展的唐今体诗，主要是绝句和律诗，那么，词就难于迅速出现在文坛上。
　　一则，今体诗未能充分发展的时候，古体诗的第一个历史任务是走向律诗及绝句。
　　二则，当律诗、绝句已经充分成熟之后，它依然会寻求新的发展，于是打破诗的界限，进入词的领域。
　　词与诗比，更宜配曲。音调也更委婉多姿。因为绝句、律诗以及古乐府诗的句型、字数都是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因此才有五言、七言诗之说。但是由相等字数的句型组成的诗歌，既不利于行腔，也不利于演唱，这道理，其实简单。所以，古时唱《阳关三叠》，非有和声不可。于是诗歌中出现衬字。这些衬字，没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还必须保留它们？因为它们虽然没有词义，却有曲义。刘大杰先生讲词的兴起，远喻近比，引用过《上留田行》这首古乐府。此诗属名曹丕作，恐未足信。其辞曰："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连用6　个"上留田"，其实意思不大。这好像现代民歌中，常有"呀儿呀儿哟"之类。"呀儿呀儿哟"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但有了它就好唱也好听多了。
　　诗的句子太齐整，加上衬字或用和声，便更好听。如果把和声和衬句中的虚字换成实字，不也很好吗？词与诗的外形区别，就在于词的句子大多长短不齐，或许作这些诗的人，心目中依然把它们看成诗的，但又觉得二者已经不同，偏一时还想不出新的名目，就把这些新"诗"姑且呼之为长短句了。2。民间的创造大约无论哪种文学艺术形式，都首先发源于民间，这一条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古今中外，大抵如是。但民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唐代文化兴盛，得益于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得益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则得益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得益于社会的开明和进步，这是一个大文化圈。但社会文明一旦发展起来，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衰败的，所以故朝虽去，遗老犹存，已经形成的城市阶层，还会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心态下发出自己独特的光采。
　　唐五代词的创作，首先就得力于市民阶层的努力和创造。但又并非某一个阶层努力的结果，大体说来，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是村歌野调。所谓村歌野调，其实是民歌正声。这不仅于唐，就是现代大陆人无人不晓的《东方红》，其实也是从陕北民歌中演化出来的。民歌中的好东西多到数不胜数，很多大文学家，都是从向民歌学习而取得大成就的。唐代大诗人里，闭眼不看民歌的人可说少而又少，而虚心借鉴民歌手法，又演为新声的则大有人在。特别著名的诗人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如此。民歌资源丰富，几乎永不枯竭，就是唐诗已经走过高峰之后，民歌创作依然蓬勃发展。唐的诗歌，还是文人主导的诗歌时代，到了明清，民歌比之文人诗更有特色。
　　二是行业民歌。很多行业，特别是需要集体操作的行业，非有民歌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如北方的夯歌，大江大河中的拉纤歌，水手歌，俗称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千变万化，魅力无穷。而且唐时经济繁荣，行业很多，即使并非集体性劳动项目，也有行业民歌存在。行业民歌是民歌创造的重要方面军，反映在唐诗唐词中，更多的是年轻女子在湖中采菱时所唱。这倒不是因为只有女子才唱民歌，更不是唯有美丽的湖中才有民歌，而是说，这是文人学士常去的地方，他们对此比较容易了解也容易欣赏就是了。
　　三是胡乐的推动，所谓胡乐并非贬词，是指由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歌曲与音乐。这一点，《隋书·艺文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音乐也好，文学也好，非有嫁接才能取得大成就。唐文化不仅儒、道、佛各显神通，而且有少数民族文化参与其中，词所使用的声调，既有中原旧体，也有胡乐新声。四是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与传播。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在唐代至少中唐以后，已十分广泛。白居易是看过目莲戏文的，对此《唐摭言》中曾有记载。文中说白居易作苏州刺史时，张祜来拜访他。"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鄂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莲变。'白曰：'何耶？'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莲变何耶？'遂欢晏竟日。"与白居易有大交情的元稹，则在他的一首诗的小注中，说他"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白、张所好，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学的状况，也反映了他们表演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