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言文并作，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创作，不但改变旧风，而且改变旧体的人物，陈子昂可算唐代第一人。
　　①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7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②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8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陈子昂诗文俱佳。诗风悲凉慷慨，已是新人新声。文章朴拙实用，又近古意。他反对六朝旧习，给人议论风发，势如破竹的感觉。虽不似盛唐大家的雍容大度，另有一番气冲云汉的英雄气概。他的这种作风，一直到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还为人们所景仰，所称道。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①陈子昂独立于世，是盛唐之音的先知先觉者，他有实践，也有理论。不过实践不算很多，成绩也不算很大；理论不算很深，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的悲凉感触。
　　而他对散文的自觉，与他后面的张说、李白、王维等盛唐大手笔相比，还有些超前哩！真的盛唐诗人，并不认真关心散文的发展--虽然他们能文；更不关心唐代散文是否应该继承三代两汉的散文传统。他们生于盛世，胸怀博大，熔儒、道、佛于一炉，要继承自屈骚、《诗经》之后的一切传统，而且融而化之，超过他们。这样的时代，不是古代散文传统可以表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盛唐诗苑兴旺，而它的散文成就不能同样兴旺的主要原因。
　　对古代散文传统一往情深的人物，首先是肖颖士和李华。
　　肖颖士（公元708-759　年），字茂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开元年间进士。他4　岁能文，10　岁补太学生，是个神童，28　岁举进士，对策第一，足见文章功力十分深厚。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他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处的时代虽然是诗歌无比繁荣的时期，但天下喜欢散文的人还是不少，即使他免官之后，向他学习文章的人依然很多。
　　李华（约公元715-约774　年），字遐叔，赞皇（今河北元氏）人，也是开元年间进士。曾官监察御史等职。他和肖颖士文章齐名，世称肖、李。他在安史乱后，曾受伪职。乱平贬官，后又起用，晚年辞官归去，同样文名很大。而且他与肖颖士不同，肖颖士推崇古文，才学满腹，但文章流传下来影响后人的不多。单以文章的艺术价值而论，不算高明，他是一位一心复古而且确实古朴无华的人物。李华与肖的文章观念如出一辙，但他更能创作，他的《吊古战场文》，成为千古名作，几乎没有唐散文选本不收入的。其写战争情态，少有其匹。虽然似乎渲染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免过于惨烈，但为文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位古代散文高手。文章开首便写古战场风貌，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情绪："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文气如龙，不由你不读下去。
　　肖、李对古文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宗经，非六经思孟，不足为文章范本；二是载道，最尊崇孔夫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三是尚简，反对铺张陈事，这一点肖颖士更为典型，不但六朝骈文不在话下，连战国策，两汉散文都认为不合圣人古义。
　　肖、李之后，又有独孤及、元结、李观、梁肃、权德舆、吕温诸文。他
　　①　转引自罗泽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48　页。
　　们的文学见解，或有不同，但反对六朝浮艳之风，主张文以载道，文以致用方面则大同小异。
　　由此也可看出，古文运动并非一人一时之事。如果从北魏苏焕算起，到韩、柳时代，就有300　年了；如果从隋文帝算起，也有近200　年了；即使从陈子昂算起，也有100　多年了。200　年间，留下记载的人物固然不多，而参与其中的人一定不少。据说肖、李晚年，特别是李华晚年，虽然已然隐居，向他求文的人依然很多，而且多送厚礼，可见当时的散文之风之烈。罗根泽先生认为："韩、柳之前，载道说也有了，文气说也有了，简易说也有了，宗经学史的学说也有了，推崇周秦两汉、卑弃魏晋六朝的学说也有了，那么韩柳之对于古文的理论，不只是前人的追随者吗？"①其实韩柳之前具备这些理论，只是说有这些见解。这里只想指出，为什么肖、李、独孤、梁、权、吕、元诸人没有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更没有倡导起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究其原因，首先还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或许和韩柳只有一步之遥--还没有产生对古文运动强烈的社会需求。
　　历史无数次证明，需求决定创造，创造产生天才。唯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产生强大的创造动力。
　　韩柳主导的唐代古文运动，首先是响应社会的召唤，因此他们才具有这样巨大的能量，当时的社会，既经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诸侯拥兵，藩镇割据，对此，唐王朝中央政府，欲平难平，欲忍难忍，不平不忍，处境尴尬。整个国家充满了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内部各种力量之间，朝廷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家都觉得会发生什么不测，但又十分不愿和惧怕再发生什么不测，虽然不愿和惧怕发生什么不测，却又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阻止和消除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安史之乱伤了大唐王朝的元气，但大唐王朝的余威犹在--毕竟它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辉惶的盛唐文化，于是中唐一切有为之士，都在顺应历史潮流，寻求国家能够中兴的办法。韩愈、柳宗元便在这样的历史转变时刻，开宗明义，不失时机地扬起古文运动的旗帜，可谓因时而生，所向披靡。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至由此而始的数百年间，社会这么需要古文运动呢？
　　因为古文运动的主旨，在于回归尊儒轨道，维护朝廷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我在前面说过，盛唐之盛在于它有兼容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大文化的胸襟与大文化气象，于是产生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产生大量后世封建时代无法企及的文化成就。中唐则不然，国家已经出现危机，人们企盼中兴。这种时候，靠佛不行，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认为一切皆由缘法，任你兴盛也罢，衰亡也罢，他都无动于衷；靠道也不行，佛教一切皆空，道教只要成仙，金丹仙药，神符鬼箓，于事无补。尽管两家文化还有巨大的文化生命力，但在中唐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韩愈辟佛，便得到士人喝采，虽然发配边远荒凉之地，反而成为胜者。宪宗佞佛，不能长久，到了武宗，干脆大规模地灭起佛来。
　　儒家学说本来于乱世无用，从来开国创业的时代，儒家不受重视。它的作用在于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理想，而且只要中国式的封建基础不根本改变，儒学总能屡试不爽。但在韩柳时代，说乱世又并非乱世，说治世又何曾能治？韩愈便写《原道》，柳宗元又写《封建论》，古文运动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39　页。
　　更大声疾呼文以载道。不用说，古文运动这个主旨，自陈子昂提出，经过100年努力，终于由韩公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从此便蓬勃发展起来。而且此风不吹则已，一吹便不可收拾。直到宋代濂、洛、关、闽几位大儒出来，才算慢慢止息--它的任务大抵完成了。而中国古代文化也就进入最后一段僵化时期。
　　古文运动不但主张"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能存"，而且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就是说从主旨到文体、文风、文字，要统统予以改变。至于六朝文学，干脆就保留不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批评六朝文学说："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请注意，这还是就其善者而提出的批评；其余文章实在连挨批评的资格都没有。韩文公大气磅礴，眼角都不去扫他们一下。
　　但既为一场文学运动，非有创作实绩才行。韩、柳以前，主张恢复古文风格的人们，不但其宗旨不如韩、柳明确，实际成绩尤其比不过他们。如唐代文学理论家柳冕，也有些好的理论，却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就差了。不唯柳冕，就是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乃至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在古文一途都不及韩、柳。肖的文章不过平平，李华文章达到《吊古战场文》水准的没有第二篇，而《吊古战场文》又不能算散文正脉。元结有些小品，颇有意味，但不能成为洪流巨制。李白、王维虽为文章妙手，但主要精力不在于斯。可以这样说，韩柳之前的隋唐散文，不但远远达不到两汉散文水平，就是真与魏晋六朝文比起来，力量也显单薄。韩、柳则不然，他们的文章，虽打着复古的旗子，却是全新的创造。不但可以直追班、马，而且比司马迁之外的任何一位散文家的成就都高。贾谊、晁错、扬雄、王充、三曹七子都被他们超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