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确立献身科学事业的理想，以服务于天下国家为目的，是唐代实科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儒家关于"开物成务"必须服务于"利用、厚生、正德"的思想，对进行这方面教育曾起指导作用。人们既用此来评价科学技术的价值，也这样要求实科人才。《隋书·艺术列传序》就体现了这种观点，它认为"因民设教"（即传授科技知识）的目的，就在于"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也。"《新唐书·方技列传序》也持同一观点，认为有方技的人只有"卓然有益于时者，兹可珍也。"那种"恃已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诬人"的所谓方技之人，被指斥为"技之下者"。在这种思想教育熏陶下，隋唐时期培养造就成了一批具有崇高道德理想，不计名利得失，献身科学，又热心服务于民众的科学家。如孙思邈将医学视为决人生死的"仁术"，并告诫后学："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自己就以"一存仁心"的胸怀，热诚为民众治病，仅他亲手治疗的麻风病人就有六百多例；地理学家贾耽，以"率土山川，不忘寤寐"的爱国热情付出十六年心血制成了《海内华夷图》，这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巨幅地图；陆龟蒙关心百姓温饱，撰写出我国最早的农具专著《耒耜经》，寄托了自己的"农本"思想；陆羽，朝廷曾诏拜他为"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他不就职，却居家著书，终于写成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茶业专著《茶经》。。这些科学家能学有所成，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正在于他们树立了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理想，具有爱国仁民之心。
　　注重培养实科人才的专业品德，是隋唐科技道德教育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当时有些科技工作者已经懂得德高术精可以造福百姓，如果德劣术高就可能造成很大危害。因此，他们在传授技艺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专业品德的戒律。例如传授医家的咒禁学，就规定"凡欲学禁，先持五戒、十善、八忌、四归"，要求后学"济扶苦难"，"不怜富憎贫"，"不淫声色"，"调和心性不乍嗔乍喜"（《千金翼方》卷二十九）。专业教材中设专章论述科技道德，是我国首创，足以说明当时对科技道德教育的极端重视。
　　隋唐时代，实科学校的建立和实科教育的实施，是教育史上空前的大举，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第一，它标志着实科教育在学校系统中有了合法地位，这对于提倡科学，培养和造就科学技术人才，有直接推动作用。唐代实科学校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学科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为我国后代各代所沿用，直至清末新教育兴起时才废止。因此，隋唐之世又可称为我国古代实科学校教育的奠基时期。第二，为世界实科教育之先。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欧洲至九世纪才在意大利有医学校的创建，比我国约晚二三百年，其规模也不如唐代医学专科学校。外国教育史家指出，在普通学校中设置自然科技专业，便称之为实科学校，在欧洲，这类学校创建于十七、十八世纪，它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教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在我国，那些被古代欧洲视为神学领地的天算历法知识，早在隋唐之初就已被公开立学施教，并明文规定国学招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子弟进行深造，从而创建了类似欧洲的实科学校，时间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它还体现了我国古代育教非宗教的性质和科学精神。这是我国引以为自豪的又一光辉成就。第三，对朝鲜和日本实科学校的建立有直接影响。朝鲜在公元692　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并以《本草》、《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教授学生；公元717　年，开始设立算学博士，用《算经十书》为教材；公元749　年，又设立天文博士、漏刻博士。这些史实说明朝鲜古代实科学校制度与唐制相仿。日本也是这校，据《日本数学史》称，在推古之朝（公元602　年），我国的数学传入日本，他们开始设立算学博士、天文博士和历博士，招收算生、天文生和历生，以培养高等科技人才。公元701　年，日本天皇颁发《大宝律令》，全面模仿唐朝的政教体制，实科学校更加趋于完备，教材几乎全部采用唐朝的译本。科举也设立了明算科。尤其是唐代的医学教育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刻。日本奈良王朝不仅有类似唐代国学的建制"大学寮"，而且专设了"典药寮"，配置了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以《本草》、《甲乙经》、《脉经》、《素问》、《明堂经》等为教材，培养高等医学人才。与此同时，日本还设立了"药学寮"，以培养高等医学人才，其制度悉如唐代京师药园的建制。
　　隋唐实科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称得上是别开生面的一页。但是，应当看到，尽管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统治者对实科教育有提倡和扶植的一面，同时也有压制和阻碍的一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也需要推行愚民政策，特别是像天文、历法这类科学技术事业，一向被他们用来显示所谓王政的天意，因此，唐王朝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民间学习研究，更不许民间造历。他们压制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剽窃其科研成果，还利用宗教迷信活动来破坏科学的发展，这些都是隋唐科技教育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五、教育家的活动和教育思想（一）王通对唐帝国的贡献及其"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王通（公元580-617　年），字仲淹，号文中子，山西龙门人，是隋代杰出的教育家。
　　王通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曾传儒学，教授弟子十余。开皇初年，做过国子博士，并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由于父亲的教导，王通自幼便立有四方之志，曾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焕，问礼于河东关于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疾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精研儒家经典。当他行年二十岁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策十二策，深受隋文帝赏识。但因公卿不悦，自知谋之不用，乃作东征之歌而归，歌云："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从此拒不出仕，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
　　王通归乡后，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弘扬儒学。他用了九年时间著成"续五经"（称《五氏六经》）八十卷，其撰著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了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及门弟子上千人，有"河汾门下"之称。
　　王通的学生很多，往来受业者千余人，如河南董常、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南薛牧、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距鹿魏征、太原温太雅、颖川陈叙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唐代有名的卿相，尤其是房玄龄、魏征等，致唐代于太平，有莫大的功劳。王通培养出这样一些具有政治才干的人才，说明他的教育是成功的。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死时弟子数百人，"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称他为仲尼以来未曾有的"圣人"。
　　王通在短短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包括《续六经》）均因社会动乱而未及刊行，今已失传。存于世的只有《中说》（即《文中子》）一书，是师生问答记录，由其弟子所编辑，采取《论语》体裁，用对话形式表述了王通的思想。全书共十篇：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它是我们研究和了解王通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王通极力推崇孔孟，志在行周孔之道。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文中子·天地篇》）又说："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同上）他立志以"首"济天下，他所宣扬的"道"即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仁政等思想。
　　王通作为教育家，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孔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某些观念。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自己的教育经验，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其中最能体现其教育实践业绩和教育思想特征的是他的"安邦育人"的教育目的论。
　　王通把教育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十分重视教育在治国安邦和陶冶人才中的作用。他认为，教育学生，能以道德、学问影响学生，终必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这也就等于为政，何必一定要做官呢？他说"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奚为不行。"（《中说·礼乐》）他的学生董常说："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賛易为司命，元经（春秋）以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中说·魏相》）意思是说王通续写六经，是为了政治教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直率周孔，以"道"济天下，这就是王通所以生的重大意义。王通辞官归里著书讲学，就是重视教育作用。所以他说："我不仕，所以才能成就学业。"他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教育可以使人成才，"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魏相》），"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同上）。所谓"圣人成之"，即是教育的作用。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中说·立命》）。他说："文武治而幽历散，文景宁则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文中子·立命篇》）他从历史治乱的经验总结中，认为国家的兴衰，政治上的得失，其重要原因在于人才，在于教育。他说："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就是说，要"识远"、"远古"和"居近"、"处今"，只有学习和受教育。他认为只有学习和受教育，才能使人的知识丰富，增强处世能力。他说："困而不忧，穷而不慑，通能之，斯学之力也。"（《文中子·述史篇》）他反对"生而知之"的说法，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的人才。王通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