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王通基于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治国济民，培养和造就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他说："君子之学，讲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文中子·天地篇》）就是说，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在于道义与利欲，两者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增长道义，后者则是为了追求利欲，因此学习的作用与所取得的效果也不相同。他强调"君子之学，进于道"，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长道义，成为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王通说："仁者吾不得见也，得见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见也，得见义者，斯可也。如不得见，必也刚介乎！刚者好断，介者殊俗。"（《文中子·王道篇》）所谓"仁者"、"智者"、"义者"、"刚介者"，实际上即是坚信儒家的仁义道德、尊尊亲亲、三纲五常及仁政思想的人，亦即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
　　王通是从立志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的王道政治的社会而提出其培养目标的。他要求这种王道政治的人才要对王道政治充满信心，并决心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死而后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中说·立命》），"生以救时，死以明道"（《周公》），志在天下，志在救时，志在实行王道政治，以周孔自信，做自己时代的周公、孔子。他认为，君子得时为政，应学周公；不得时在野，应学孔子著述与教学。
　　王通又说："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如有用我者，当处于泰山矣"（《述史》）。意思是说，天下无道，正是圣人君子施展才能的时机。这与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态度正好相反，大有激流勇进，积极进取之意。可以说，王通所要培养的王道佐治人才，比孔子所要求的君子，在社会责任感上更加积极主动。
　　经过他的精心教育，确实造就了这样一批人才。《旧唐书》中对魏征有段赞语："曾闻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对应，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此外，房玄龄等人辅助唐太宗达成贞观之治，唐太宗曾说："贞观以前，从我定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第三》）魏征、房玄龄都是王通的弟子，所用的都是王通教给他们的所谓王道。
　　（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孔颖达（公元574-648　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隋唐之际的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
　　他自幼学习勤奋，很有才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新唐书·儒学上·孔颖达传》）曾师从于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学成之后，便居家兴办私学，以教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今河南新阳）博士，后又被任命为太学助教。隋末，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其时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授国子博士。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擢升国子司业。岁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征撰《隋史》。十一年（公元637　年）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滞疑咸咨决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因年老辞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他经历了从一般学者、教师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长官的所有主要阶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孔颖达重点在经学方面，也旁及史学、天文历法学及文学等，是个博学的大家。在讲经中，孔颖达又以《礼》、《春秋》和《易》的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各经，在学术界有着较高的水平和声望。
　　唐太宗李世民对孔颖达十分器重，他适应政治统一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训解不一，应对经文有统一的解释。于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为《五经正义》。唐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曾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即是注疏要简明，使教者易教，学者易学。他注重经文的实质，反对追求文字的华丽，更反对牵强附会。他在《书疏序》中根据教学和教材的要求，对他的老师及当代大儒的经说方式提出批评说："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感，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转引自皮锡瑞《经学历史》）表达了他改革教材的基本思路。
　　《五经正义》撰定后，即付国子监施行。后又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和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颁行天下。不仅作为学校教育的官定教材，而且科举考试也以之为依据。所谓"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教材内容方面，孔颖达十分注重发挥经典所蕴含的政治伦理道德。他不仅经常劝告统治者必须"不自矜夸"，"不自称伐"，切莫"声色自娱"，"玩物丧志"，必须"考于众言，观其是非，舍己之非，从人之是"，而且教诫统治者要注重"五常之教"，即"父义"、"毋慈"、"兄友"、"弟恭"、"子孝"等等。
　　由此，他特别强调《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的学习。他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卷三）他对学习《诗》、《书》、《礼》、《易》、《春秋》的意义与作用曾分别做了详细阐述。
　　关于《诗》，他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毛诗正义》序）就是说，学习《诗》的意义与作用，在于"止僻防邪"，"塞违从正"，陶冶人的情感，培养人的情操。《诗》在思想品德教育上和稳定社会情绪上具有重大作用。
　　关于《书》，他说："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得之者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尚书正义·序》）就是说，学习《书》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百度惟贞"，使人的一切行事都符合于永恒，因为它是政治伦理道德的典范，历代统治的政治经验的结晶和总结。孔颖达在释《书》中还认为，教育具有"化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上智不肯为非，下愚戒之无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尚书正义·无逸第十七·周书》）就是说，一般人之性是可变的，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孔颖达认为教育不仅具有化性的作用，而且具有使人增长知识和才能的重要作用。他说："人而不学，如面向墙，无所■见，以此临事，则惟烦乱，不能治理。。惟志意强正业之大者，。。惟能果敢决断，乃无有后日艰难。"（《尚书正义·周官第二十二·周书》）就是说，一个人不学习受教育，便孤陋寡闻，甚至无知无识，一旦从事工作，必然是心乱如麻，束手无策。只有坚持学习受教育，知识渊博，并具有思维能力，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在工作中果敢决断，克服困难。他充分肯定了人的知识与才能来源于学习和教育。关于《礼》，他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者：上谓公卿大夫，下谓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则列位于下。兄前弟后，唯礼能定也。"（《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因此，他说："礼者体也，履也，。。顺之则宗祐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人，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礼记正义·序》）就是说，学习《礼》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固宗祐、宁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维持现存秩序和政治安定。这是对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还认为，《礼》有"化性"的作用。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恋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燥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覂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周礼正义·序》）在他看来，人生来的天性本是静的，接触外界事物后产生了动的念头，即产生了"喜怒哀乐"等情感，从而做出动静爱恶的选择。"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而"浮躁者"却"无所不为"了。因此，为了训化人性，节制情欲，使之变好而不变坏，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为"堤坊"和"衔策"的手段，而"礼"就正是起这种作用的。在这里，他同董仲舒一样，从人性情欲的角度说明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这显然是儒家传统的人性观。但孔颖达"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显接受了玄学和佛学影响的。这是时代思潮特点的必然反映。孔颖达对《礼》中蕴含的教学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发挥。他十分重视《学记》关于教学中的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理论。他说："使人晓解之法，但广开道示语学理而已。若人苟不知晓，亦不偪急牵令速晓也。。。师当随才而与之，使学者不甚推抑其义而教之。。。但为学者开发大义头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达也。"（《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之所以要启发诱导，是因为"但开发义理而不通达，使学者用意念，所得必深"（同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之所以要因材施教，是因为"力不能向，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即教学不可能按主观意志行事，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如果不按学生的接受能力，"务欲前进，诵习使多"，"进而不顾其他"，只能使学生负担过重，那是失败的教学方法。因此，他主张，既要使学生"学而时习之"，又要使学生有"退息"的机会。他说："教学之道，当以时习之"，又必须使"学者疲倦而暂休息"（同上）。这种"习"、"息"结合的主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