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玚帝纪上》）尽管将十科减为四科，但分科举人的旨意仍是很明确的。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四月发布的敕令也证明隋时已行分科举士之制："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所谓"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就是先前已有的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的人。由于在此以前唐政权并未举行科举，而这些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业者又是唐以前就存在的，而在整个南北朝，并未出现"进士"的称谓，可知修进士业者是在隋代出现的。既然有修进士业的人，必定已经有了进士科。唐人苏鹗说得更为明确："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苏氏演义》卷上）很明显，"复置"决非"创置"，而且，唐人所谓"近代"，也不会指本朝。这同样说明隋代已有进士科，唐武德四年只是恢复了前朝的秀才和进土两种科目而已。
　　根据武德四年的敕令可以认为，最早承认进士科创置于隋的人，恐怕要数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的敕令距隋亡仅四年，这应该说是十分可信的。南宋章如愚论选举之法说："隋置进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经、进士尤贵。。古之所谓乡举里选者，犹曰乡里之举选云尔。唐则不然，举以礼部，谓之贡举；选以吏部，谓之铨选，其名同，其事异。"（《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贡举》）有人以此为据，认为科举制建于唐朝。其实，这是误解了章氏原意。章所言"其名同，其事异"既不是指隋、唐两种选举制的本质不同，更不是说进士科在隋为荐举制，到唐已发展成科举制。其所指，乃是说从前的乡举里选称举选，唐代的贡举铨选也科举选，就"举选"而言，其名同，其事异。
　　隋朝的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科，如秀才、明经、进士科；二是临时提出的特科，如"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秀才科试策，并加试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杜正玄投考，在试策以后，并试杂文，试题是：拟作班固《燕山铭赋》，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上鹦鹉赋》；第二年，杜正藏参加秀才考试，苏威主考，试策后也考杂文，题目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北史·杜铨传附孙正玄传》）。
　　隋代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资格的有三人，这是最早可以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大业时，第进士"。第二人是张损之。正史无传，《全唐文》说他"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书水部郎"（《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唐摭言》卷一也有类似记载。邓嗣禹认为，"此所谓'进士甲科'，可知其无考试矣"，从而否定张损之的进士出身（《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第二卷，第1　期）。其实，隋代进＊地主参加政权开辟了道路，扩大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使人才选拔有了相对稳定的客观标准。这在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变革，是一个进步。所以，到了唐代科举制度便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完备了。但也必须指出，在隋统治的三十年中，通过科举考试被录取者是很有限的。"秀异之贡，不过十数。"由于秀才科录取的标准很高，及第非常困难，每年录取人数很少，考生视为畏途，投考者寥寥。后又设进士科，当时只试策，不考杂文，放宽录取标准，使较多知识分子通过进士科走入仕途。明经科考试儒家经典及大义，及第比较容易。这又形成后来薛登所说的：炀帝"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速赴邀时。缀得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这就是说，当时进士科考试专重试策，所以一般士子皆存"速赴邀时"的侥幸之心，只"缀缉"旧策读之，并不认真研习实际的学问，当然也就无真正的人才可选。
　　（二）在争议中行之有效的唐代科举考试唐朝建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离心势力的发展。
　　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选士以补充官吏队伍，使人才的选拔趋于多元化。贞观年代共取士二百三十六人，其中进士出身二百零五人，占87％；秀才出身二十二人，占9％。进士科出身占比较较大。士子一经科举及第，便可参加唐朝政权。如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刘洎、马周推荐李义府参加进士科考试，太宗出"詠鸟"一题，李义府即写"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喜道："当尽借卿全树，何止一枝也！"遂拜为监察御史。科举一兴，学有专长的"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竟至社会上有识之士"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艺，子房之筹画，宏平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贞观初放榜日，唐太宗私到端门，看见新科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李世民开科取士，"志在牢笼英彦"。纵使"英彦"未被"牢笼"，他也已白了头，减少了唐王朝的对立面，对唐王朝的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
　　1。考生的来源与报考办法唐代科举取士步骤为：乡试（州、县考试）--省试（尚书省礼部考试）--吏部复试。自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至开元廿四年（公元736　年），一直都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考。"开元廿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从此，科举考试归礼部掌管，但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吏来主持的。
　　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制，取士之科，多用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这就是说，唐朝取士的主要途径有三个来源：由学校出身的叫"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乡贡"，由天子诏举的叫"制举"。实际上考生的来源只有两个：一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二是社会上一般的读书人。
　　推荐符合要求的考生参加考试称为"解送"。州府的贡生和学馆生徒，每年应"解送"的人数，都由中央政府以法律确定，多则数千人，少则一千余人。据《唐摭言》卷一记载，武宗会昌年间每年全国"解送"考生共一千七百余名。但这一数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朝廷针对每州人口消长情况和政治形势，有时要进行调整，最多时每年有五至七千人应试。
　　"解送"考生的原则虽然有法令确定，但执行时还有不少具体问题。例如武宗时期，朝廷规定每年全国只能"解送"一千七百余名，其中两监生徒共五六百名，余千名左右分配全国各州。但当时共一千五百余县，因此，每年一县平均得不到一个名额。另一方面，礼部每年平均录取进士明经等仅一百余名。因此，年年出现大量落第人员。有些落第人员还要继续争取"解送"，再次或三次投考。不仅如此，因当时考生没有年龄限制，所以州县每年请求"解送"之人甚多。由于名额限制，必须产生激烈的竞争现象。究竟谁被"解送"，与考生家庭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一个普通地主子弟，假若不是才华出众，是很难被"解送"投考的。特别是两都及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困难。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虽然同样向礼部"解送"贡生，但各地贡生并不能享受同待待遇，其中京兆府及同华二州最受优待。所以五代人王定保说："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选，无不捷者。"（《唐摭言》卷二）因此当时权要子弟，都千方百计争取在京兆、同华"取解"。
　　需要指出的是，开元廿四年以后，对于报考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严定应举人事宣敕》说："自今以后，府州所送进士，如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旧唐书·宪宗本纪》）开成元年（公元836　年）中书门下奏：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须照以前的办法，五人相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唐会要·进士》）的，都不准就试。"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新唐书·选举志》）在唐律中曾有这样的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贡举而不贡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古今唐律疏议》卷九《贡举非其人》）以此保证科举制度的推行。有的皇帝微服采听舆论，考察选士得失。有的皇帝还亲自制举，不许称门生于私门。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主持考试，亲自出试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防止"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或私结朋党等现象的发生，把取士权紧紧地掌握在皇帝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