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其四，从其它历史文献所述来看：唐文宗大和中，曾任集贤殿书院学士的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后来他回忆在集贤殿书院的生活说："余为书殿学士四年，所与居皆鸿生彦士。一旦诏下怀吴郡章而东，门下生感惜是行，且曰：'吴中富士必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者'。"（《刘宾客文集·魂生兵要录》）其中所提到的"鸿生"、"门下生"，是为集贤殿书院中学习者，"门下生"应是指受业门下的学生。刘禹锡又在《荐处士严毖状》中，极力推荐国子司业严士元三子、处士严毖入朝任职，并说："倘弘文、集贤、史民之官，采其实学，有劝诸生"（《刘宾客文集》卷十七）。唐后期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并称为三馆，刘禹锡举荐严毖入此三馆中的一馆任职，并言若用其艺业实学，则"有劝诸生"。这里为"诸生"即包括集贤院的学生。《唐语林》卷四《企羡》所载的一条材料说得很明白："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斯矣。"集贤殿书院学士一般由宰相和其他五品以上大臣兼领，宰相（侍中）裴耀卿兼任集贤院学士后，到集贤院观看丰富的藏书，大概也同时看到了书院的教学活动和众多的学生，因而才会直接说"学徒云集，官学设教"。
　　将集贤殿书院的教学活动记载得最为明确的，是《唐大诏令集》。此书卷一○五所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七月《选集贤学士敕》在论道干戈战乱以后对教育应采取的措施时，指出："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弘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
　　唐代集贤殿书院性质与弘文馆等学馆相近，有时也与弘文馆、史馆一起称为三馆，因此，所谓追集贤学生"在馆习业"，即在集贤殿书院内学习学业。按唐代中央官学生皆由官方公厨食堂免费供给伙食，故这里所谓"准给厨米"即供给公厨粮食。这道记载明白的《选集贤学士敕》可以说明唐代集贤殿书院是有教学活动的。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集贤殿书院具有读书、藏书、教授生徒、供祀先贤、研治兵法等项内容，其中以教授生徒一项具有特别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援引清人袁枚"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随园随笔》卷十四）之说，而认定唐代书院无教学活动。其实，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教育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以有无教学活动来衡量书院是否具有"完全意义"这是不能成立的。书院是儒者之区，往往与寺院、道观并立而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但儒生、和尚、道士又能和平共处，同论短长，显示出文化交融的趋势。另外，仅从教育的意义来讲，书院的教育功能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松洲书院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和对学生的课堂教学，东佳的书堂书房分级授受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2。私立书院：读书治学之所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著书讲学。有的学者说："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这是有道理的。从孔墨私学、经稷下学宫、汉代书馆和精舍，到书院制度，代表着古代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书院制度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代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起初，多数得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之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书院有十一处，如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和杜中丞书院等。这些书院多以人命名，还不像是稳定的正式名称，反映了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见于地方史志书，注明为唐代设置的书院的，有十七处，如石鼓书院（衡阳）、丽正书院（绍兴、洛阳各一）、景星书院（九江）等。这些书院多因地因事命名，有了固定的特有名称，表明书院已成为稳定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全唐诗》中李宽中秀才书院和《湖南通志》中石鼓书院之间的联系。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唐刺史齐映建，元和间李宽结庐读书其上"（李宽即李宽中秀才），恰好透露了从"寻真观"到"李宽中秀才书院"发展成"石鼓书院"的演进过程。
　　建于唐代的书院，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有四所：皇寮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皇寮书院在（永丰县）二都渝州，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其十二世孙炎修。"
　　庆霖生平及建院年代，均无资料可考，只能待之后来，然则书院为讲学授业之地的性质则很明确。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中也称"唐刘庆霖为吉州通判，留寓永丰，始建（皇寮）书院讲学。"
　　松洲书院。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松洲书院在（漳州府）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今废。"
　　查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二："陈珦，字朝佩，元光子，入籍漳州。自幼不群，从许天正受学，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　年）举明经及第"，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登王维榜进士。"武后称制，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乞休，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
　　由上引材料可见福建漳州龙溪县松洲书院创建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书院为具级"乡校"性质，开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主持人由县令聘请州文学教官陈珦充任（后期陈珦则以退休官吏身份主持书院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和礼仪，教学方法则为"论说"、"开引"，可以名之曰启发式，"于风教多所裨益"，则反映出其良好的教学效果。总之，它是唐代早于丽正、集贤书院，且教育功能齐全的书院之一。
　　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义门书院在（德安县）敷扬下乡，去县西北六十里东佳山下。唐义门陈衮即居在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至宋徐锴为之记。今废。"
　　查徐锴记名《陈氏书堂记》，书院当正名为书堂。据胡旦《义门记》载，唐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江州长史陈崇立《陈氏家法》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就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诸生中立一个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另"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人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从上述记载看，陈衮在唐代最迟于大顺元年建立了有高低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文化教育机构，书屋为"训教童蒙"之所，书堂为高一级机构，既为陈氏十五岁以上子弟就学之处，亦为宾客修业之所，内藏书籍供其阅读借用。从"书屋"到"书堂"，再到四十余年后的"书院"，暗示出藏书规模的扩大，也揭示出书院这一围绕着书籍的文化组织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桂岩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桂岩书院在高安县调露乡洪城，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重修，周必大书额。明成化间幸顺迪修。"
　　幸元龙《桂岩书院记》称，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有孙曰轼，以咸通七年（公元866　年）中三史科（科举制中科目的一种），二年后为太子校书郎，家徙于郡，而书院自是芜矣"。按幸南容（公元746-819　年），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曾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宾客，六十八岁时致仕归家，家居五年后去世。桂岩书院创建当在家居之时。此时他已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开馆授业"。
　　此外，还有"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的梧桐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等。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较丰富的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虽然还不甚普遍，没有系统，未成定制，规模也较大，但作为教育机构，确已客观地存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宋初的著名书院就会发现，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所以，我们说，书院之名，虽最早为官方所用，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却起源于私人讲学。
　　3。白鹿洞书院：宋初书院的典型五代遭锋镝之厄，官学教育不兴，儒者潜伏山林，即闲旷以讲授，"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学之所"，是书院产生和发展的又一时机，为宋代书院的兴盛作了充分准备。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最为典型。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及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宝历中（公元825-827　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　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宋兴以后，白鹿洞屡经修缮，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宋初最兴盛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唐末至宋初，在庐山隐居和在白鹿洞书院任教的名人有唐时的颜翊，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珦等。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中达三十余年。李善道任洞主时，学生百余人，皆为时望。宋弼任助教，学生质疑向难，详加剖析，造就不少人材。据马令《南唐书》载：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中，谓金陵，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弼至，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峰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已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这是关于白鹿洞书院初期教学活动最详尽的记录。宋初明起任白鹿洞主，学生数百人。这说明，在庐山国学时期，除了采取"个别传授"的教学形式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论"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