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职业教育是唐代兴起的新型教育，包括卜筮、兽医、天文、历法、漏刻等专业。太仆寺和司天台是政府事务性部门，唐前各朝均未招收学生，因而，兽医和天文术等只在民间流传，师承关系十分严格。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他们在所隶属的官衙中边学习，边实践，业成后有的就地参加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对口部门。
　　第四，专业教育开始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实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天文历学和医学等。
　　第五，学校形式多样化。除教育行政直属系统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仆寺、太医署、太仆署、司天台等，亦设博士，招收学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进行职业训练，把教育、研究和行政三者结合起来。
　　第六，唐代地方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府县人口多少分为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一直到乡里均设学校。
　　第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统一道德教育的王朝，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均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和考试科目。有唐一代，《孝经》和《论经》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唐高宗时，武后建议天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要修习《老子》，从而使道家经典也进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唐代国家通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力图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
　　（三）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进入五代，学校教育及科举之制多袭隋唐旧制，但因为战乱多，时间短（公元907-960　年），统治者虽有心发展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很大困难。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　年），即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国子监便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庙，并请从官吏俸钱中每贯抽取十五文，充做经费。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　年），国子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要通过考试。但监生并不认真学习，只是挂名候选混资历。同一时期，曾颁诸道州府各置州学之令。二年后，国子监又奏，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钱，及第后再要交光学钱一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教育的发展自然受到许多不利的影响。十国中，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　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帝，命删定礼乐（陆游《南唐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920　年）春三月，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因为五代的统治者大多是唐代的文武官吏，对旧朝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制度均已熟悉，所以五个朝代虽递嬗相或如走马灯一般，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基本上都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始以大梁（开封）天福普利禅院营建国子监，置学舍，这就是后来宋的国子监所在之地。
　　（四）隋唐五代的私学隋未官学不兴，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许多儒士转入乡间山林进行私家讲学。王通就曾在家里开馆授徒，为唐代开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通的哥哥王绩，隋末亦称大儒，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并以此教授学生（《旧唐书·王绩传》）。
　　唐代私学状况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116　页）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五月敕："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仔细通读此敕可知，"不得辄使"四字当属上句，而"诸"字，经查《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所载同敕系"许"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许百姓任立私学"。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一直禁止设立私学。相反，唐代私学倒是十分兴盛。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对私学的政策客观上也鼓励了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以后，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之势。私立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民间私家讲授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新唐书·儒学传》）又如窦常"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登进士第，居乡陵之杨柳。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旧唐书·窦群传》）再如李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疾恶。虽位极台辅，读书不辍。。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筝，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旧唐书·李德裕传》）"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旧唐书》本传）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教授弟子。"（《韩昌黎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私塾"。又如马怀素"寓居江都，少事师李善。家贫无灯烛，尽採薪苏，夜燃读，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科举，登文学优瞻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旧唐书·马怀素传》）再如窦群"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旧唐书·刘太真传》）
　　家学是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少人从"庭训"、"家学渊源"中得到教育。
　　一些名士，也都担任过私学教师。
　　贞观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在得到太宗赏识前，"屡甚，资教授为生"。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入仕前也以宿儒开门授业（《新唐书·儒学列传》）。
　　扬州的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学生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官员都曾向曹宪学习。隋亡后，曹宪继续在扬州办私学，唐太宗曾打算征其为弘文馆学士，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出来，遣使就家拜为大夫，对之极其尊重。此外还有善文达、张士衡、啖助、李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学授学的名儒，培养了不少名人。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唐太宗、高宗都曾召见过，并要授他官职，他"固辞不受"，"辞疾请归"。当时知名之士宋金文、孟洗、卢照邻等都执师之礼焉。
　　2。山林讲学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但兴盛则是唐中叶以后的事情。
　　如："阳城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旧唐书·隐逸传》）、庐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下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新唐书·隐逸传》）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议论，退隐后，"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孙思邈也曾长期隐居太白山。
　　有人统计，唐代山林讲学，主要分布在终南、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其近区诸山，庐山，衡山，罗浮山，四川诸山，九华山，浙江诸山，福建诸山（严耕望《唐史研究论稿》）。名儒讲学山林与士子就学山林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均为南北东西名山，交通便利，人文繁盛，对士子颇有吸引力外，还因为唐中叶以后科举考试资格逐渐放宽，贫民寒士也可以参加，而居家多缺少必备典籍，不少名山中则藏有丰富的典籍，易于学习。
　　3。寺院讲学唐代佛教兴盛。张籍《送朱庆余及弟归越》诗云"有寺山皆通"，可为佐证。僧徒中亦多第一流学者，不仅精通佛典，亦精通经史，不少官吏、名士都乐于与僧侣交游。许多寺院设有义学院，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就学，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达。
　　《旧唐书》裴休传："家事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风翔过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村，与义学僧讲佛理。"朝官视事之余还入寺与僧人讲求佛理，可见当时的风气。
　　日本人那波利贞考证，甘肃敦煌佛寺中，设有寺塾，并断言："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非当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近代发现的敦煌千佛洞藏书中，除一部分是佛典外，还有相当的经史子籍书，这也可以说明，寺院教育，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普通教育。
　　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共有五本，其中三本藏于寺院--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解库楼（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可见寺院藏书范围是十分宽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