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教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波及，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为振兴教育事业，唐代宗于大历十年（公元775　年）六月，诏国子监官员勘校经本，由国子司业张参等，辨齐鲁之音，考古今文字，详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的东西厢墙壁上，作为儒经教学的凭依（《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　年），国子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令国子监内善书法者，将张参所定五经缮写于坚本之上，悬于论堂墙壁，礼部郎中刘禹锡为作记（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论》）。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末，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设置五经博士。九年（公元835　年）又因国事衰微，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旧唐书·郑覃传》），并引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况宗等，校定九经文字，于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冬立石经一百六十卷于国子监，加上《孝经》、《论经》、《尔雅》，合十二经。但此时的十二经及所采用的教材注释与《大唐六典》的记载相比，已有了一些变化（《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周易》九卷，王弼注上经下传共二卷，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共二卷；《尚书》十三卷，孔氏传并序；《毛诗》甘卷，郑玄笺；《周礼》十一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春秋左氏传》卅册，杜预集解并序；《公羊传》十二卷，何休注；《榖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孝经》一卷，唐玄宗御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尔雅》三卷，郭璞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同《大唐六典》相比较，《周易》去掉郑玄注而加上韩康伯注；习《礼记》者，还须加《月令》一卷；《左传》只保留杜预的注疏；《论语》去掉郑玄注，留何晏集解；去《老子》而代之以《尔雅》。
　　中央及地方学校的教师，以《五经正义》为正式的国家儒学教材，但博士、助教和学士、直学士们并不是仅以此为单轨式的教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当时的鸿师硕儒，除对规定的经典注疏有赅详的了解和掌握外，在教学工作中还阐发自己的心得、见解，并著书立说，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双轨形式。如唐高祖武德初，徐文远为国子博士，撰《左传义疏》六十卷。陆德明为国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庄子疏》、《周易疏》各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据《册府元龟》六○六《学校部·注释》二记载，我们试将儒师们所撰写的教学讲义及研究成果汇列如下：《周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四卷，陆德明撰。《周易文外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薛仁贵撰。《周易大衍论》三卷，唐玄宗御撰。《周易注》十卷，王玄度撰。《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梁蕃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卷、《周易释序义》三卷，梁蕃撰。
　　《尚书》：《尚书纠缪》十卷，王玄感撰。《尚书正义》廿卷，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廿卷，刘燎撰。《尚书注》，王玄度撰。
　　《毛诗》：《毛诗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毛诗纂义》十卷，许叔牙撰。《毛诗注》，王玄度撰。
　　《周礼》：《周礼义决》三卷，王玄度撰。《三礼要记》卅卷，韦叔夏撰。《三礼图》十二卷，张谥撰。
　　《礼记》、《春秋》：《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撰。《礼记绳衍》卅卷，王玄度撰。《春秋振滞》廿卷，王玄感撰。《三传异同》三卷，冯伉撰。《春秋三传总例》廿卷，韦表微撰。《春秋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撰，刘晏注。《左传义疏》六十卷，徐文远撰。《孝经》：《孝经注》一卷，玄宗御撰。《孝经疏》三卷，元行冲撰。
　　《孝经注》，王玄感撰。
　　其他教材：《史记注》，王玄感撰。《汉书注》，王玄感撰。《文选注》十卷，李善撰。
　　《大唐六典》规定，《论语》也是唐代学生学习的教材。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论语》的教材。台湾《敦煌丛刊初集》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历劫经录》3745《论语》残卷末记："咸通三年。。学生张文■书。"又同集《斯坦因劫经录》2716《论语》残卷末题："大中九年（公元855　年）三月廿二日斈生俞再晟写记。咸通五年（公元864　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俞文进书。""斈"是"学"字的俗字，《宋景文笔记》中卷记："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抑■，以巩易巧矣"。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考证，从北魏起，敦煌地区便有造字的习惯，张文■（辩）、俞再晟等都是沙州州学的学生。因而可以肯定，《论语》不仅是中央经学，而且也是地方州县经学的教材。
　　此外，唐代还有两项对儒经的音训，解释工作，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影响以后的教学。
　　一是张参撰《五经文字》。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今制，国子监置学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人，岁登卜之，亦古之小学也。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由于这种情况，张参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他编订这本书的根据，如他所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佘比例为助。石经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不敢专也。"（钱穆《国学概论》上《登科记考》卷十一）这本书开始写在太学孔庙墙壁上，太和间改用木版，后又改为石刻。北周时雕印成书。这本书对《五经》文字的源流和正音，做了考订统一的工作，对学生学习《五经》有帮助。
　　二是啖助、陆淳等人倾向于弃传求经的学风。啖助撰《春秋统例》和《春秋集传》，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非左丘明所著，也非一个人所为。《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谓《左传》"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陆淳收集啖助所著书。为《春秋集注纂例》。他们师生不为旧说所拘，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要说照注义推演的《正义》。《新唐书》的作者说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肊决"，"徒今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登科记考》卷十一）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抒己见，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汉学体系由此渐转入宋学体系。这对以后宋代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唐文宗时，郑覃判国子祭酒，曾以经籍刓谬。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太学，示万世法"（《新唐书·郑覃传》）。从之，于是将十二部经书，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上，共六十五万多字，名曰"开成石经"，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可信教材。
　　（2）专业教材（不包括实科学校教材）主要是律学、书学和崇玄学律学，《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汉代引《春秋》经义断狱，到了魏晋时代逐渐把儒家的礼引入法律。经过隋朝到唐初，儒家的礼成为国家立法的重要思想原则。用法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又以儒家伦理学说来保证法制的施行，是唐代法律的重要特征。法与礼的紧密结合，广泛加强了唐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很重视法的教育，设立了律学，并设明法科考试。在律学中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据《新唐书·刑法志序》："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四年（公元653　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