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唐代地方学校还有小学。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给事李栖筠等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说到："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新唐书·选举志上》）。足见安史之乱前，小学是确实存在的。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有民间流行的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蒙学课本《太公家教》、杜嗣光所著《兔园册府》、天宝中进士李翰所著《蒙求》，还有《开蒙要训》等书。唐人撰著的《蒙求》，取经传故事，编为四言韵语，共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运用典故五百九十二个。内容所涉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蒙求》保存于《全唐诗》中，而《兔园册府》则已佚失，仅于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序文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儒家经典方面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等五经，所用教材为唐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此外，乡校学生还经常学习《论语集解》和《孝经》等。《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朱温的父亲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诗赋方面的教学内容则为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新唐书·陆羽传》载有陆羽幼时学文识字的艰苦情形。他因读不懂张衡《南都赋》而被老师惩罚。
　　唐代乡村校的广泛设置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启蒙读物是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的基础，而经书和诗赋则是科举的考试内容。科举制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具体体现。科举可以使布衣变为卿相，使田舍郎"登天子堂"，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了。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情况。唐代入官学、私塾和乡村学校中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从诸多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唐代乡村教育相当普及。开元天宝之中，已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情况（《通典》卷十五），也有"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说法（孤独及《权公神道碑铭》）。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娼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这些为我们了解和估价唐代教育普及程度提供了切实的史料根据。
　　3。留学生教育唐帝国国力鼎盛，海内富实，文化昌盛，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有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吐蕃留学生入唐是在文成公主时。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经业，并附国子读书。"（《唐会要》卷三十六）
　　在众多的来华者中，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即向唐派遣留学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唐高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在以后的三百年里，与唐朝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要术"（《新唐书·新罗传》）。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学习后还考上了进士。据《东文选》四十七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状》分析，新罗学生在唐学习期限通常为十年。新罗学生来唐人数也因时而变，每次二人至二十人不等，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竟达二百一十六人之多。
　　《唐语林》（卷五）说："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日本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公元630　年，犬上三田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带领若干名留学生、学问僧随行，揭开了日唐文化交流的初页。日本皇廷对选送留学生和学问僧极其慎重，要求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期内学得唐朝的学术、制度。公元645　年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的有力推动者，就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公元717　年9　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吏。他留唐多年，与王维、李白等结为知己，李白的《哭晁卿衡》一诗即是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著名诗人王维，在赠给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说他"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表明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太学学习过。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也在太学学习过，后经唐玄宗特许跟随著名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学成回国后位至右大臣。他取汉字偏旁制订片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正式的文字。
　　由于国子监有一定的学额限制，而与唐帝国交往的国家有七十余国之多，加之六学中除律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外，其余均为九年，留学生留唐年限长，又无先来者学成方得以后来者接替之规定，留学生数量越积越多，国子监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一国派遣留学生太多，往往有被退回的情况。《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开成二年渤海来的十六人中，只六人获准上学，其余十人在青州就被遣回。新罗来的二百十六人中，只许七人入学，其余二百余人都被放回。可见唐政府对留学生并非来者不拒，亦不致全数勒回。
　　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即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政府供给。
　　留学生除按规定学习有关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诗文。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佳句满中华"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都以中国诗文擅长。
　　通过吸收留学生，加强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传播了中华灿烂的文化，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国文字中吸收的日本词汇多达八百个左右，相当部分就是通过留学生吸收的。
　　4。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唐代学校的教材，因学校的级别类别性质不同而各有选择，并且前后也有变化和革新。除算学和医学属于实科性质的学校（关于它们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们将在"实科教育"一章中详述）外，作为唐代国家学校教育的教材，主体可分述为：（1）经学教材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及地方儒学等使用的教材。
　　唐朝初年，战争的因素使经籍亡散，国家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秘书监魏征奏引学者核定四部书籍，全国各地亦纷纷收书献书，"数年之间，秘府必（毕）备"（《唐会要·经籍》）。但是，千年来，儒家经籍注说繁多，释义各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教材，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诸家纷争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教材是刻不容缓之举。贞观初，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纠正文字上的讹谬。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樟、王恭及王琰等，汇集儒学各家注释，删繁就简，辨析义理，纠偏划一，撰成《五经义赞》一百七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而颁行天下（《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集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而综合统一的教材。但《五经正义》颁行未久，习者尚少，故贞观十四年太宗又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文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记。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在教学过程中，《五经正义》仍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勅长孙无忌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宏文学士等，重新加以审定，"至四年，改毕进上，诏颁天下，令国子监各学、州县经学及天下习儒者共习之"（《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明经科考试亦以此为衡量标准和依据。唐玄宗开元时，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院），集四部书。同时，儒学十二经的教材有了统一的规定，去掉了一些注疏，专以《五经正义》为教学范本。《大唐六典》二十一《国子监》载："《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榖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此后，唐代儒学教育均以此作为法定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