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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① 1 1 50畿县② 1 1 40上县1 1 40中县1 1 25中下县1 1 20下县1 1 20①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诸县②注畿县为三府辖县生员名额和教师配置要求(见前表),但仍然只是写在纸上的,未能兑现,如永州州学,生员居然仅有十五人(《新唐书·循吏传·韦丹传》)。安史乱起,"连战交捽,卒无宁岁,耳悦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刘梦得文集》卷三)其时,州县官学"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以至"讲习之事设而不备"(梁萧《昆山县学记》)。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边州素无学校"(《旧唐书·良吏传二·韦机传》),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数"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敦劝生徒";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学舍";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劝励生徒";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大起学校";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修学宫";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创兴庐";元和中,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杜悰在许州"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杜悰主持下的许州,"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称詠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780 年)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文献通教·学校考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唐会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744 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游乡学"(《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乡校竖儒"(《旧唐书·白居易传》)。著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从师于乡塾"(《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坐于左塾判》说:"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为其归师扫判》师说:"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掘窖试之判》说:"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学之门。。。"《请退不益判》题说:"戊待先生视日,早暮不请退,乡大夫责之,词云:方及请益。"此道判题中的"乡大夫"是指乡长,"先生"即乡学中的教师。
  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学生题记,昭示出当地各类学校设置的实况。
  北莱19 号《妙法莲花经》背面题记:"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悬泉是敦煌县的一个乡名,武保会其人当是乡学生。斯坦因4307 号《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一则题记为"定难坊学郎"自书手记,定难坊是敦煌城内的一个坊名,足证当地存在坊学。此外,敦煌文书还证明当地有州学、医学、道学、县学、社学等(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 年1 期)。不过,唐代乡里官学的师资、生员、学费均无统一规定,一部分学校的经费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不少乡村学校教师的生活颇为清苦,如前所述,以二经教授乡里的蒋琛秋冬季节还到湖中捕鱼以给食;陆羽因不听老师的教导而被驱使牧牛三十头,大概所得也是作为老师的补贴。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载:饶州有一"领村童教授"的田先生,有时需"转食"、"求食于牧竖"。既然乡校村学经费来源不由官府,且地处乡野村落,则其兴衰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较小。因此,虽然唐后期州县官学大量衰废,乡村学校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比唐前期还更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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