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关于雕刻印刷发明的时间，至今尚有多种说法。大多数材料认为始于五代后唐平蜀之时，且与冯道有关，如《爱日斋丛钞》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脱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板印卖，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六月丁已，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王明清《挥麈录》、《挥麈余话》卷二说："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为监中刻书之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冯赢王（道）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而最早的说法是王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玉珲《河汾燕闲录》的说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领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板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尽管此说尚有疑义，但隋唐以来，雕刻印刷使用日广，确是无疑的。
　　综之，从晚唐时起，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刻板印书之风日盛，书籍流传速度快，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恢复和发展。帝王和重臣提供经书、版本并主持经书的印行，更使经学图籍传布天下。如晋高祖因喜好《道德经》即命雕版印行。唐明宗时，国子监四敏校对《九经》，刻板印卖，当时虽逢乱世，但传布甚广，这极大地推动了经学教育的普及。隋唐之时，雕板印刷术虽已发明，却用之甚少，而且，印刷品多为诗集、韵书、佛像及佛经等书，没有关于印刷儒经的记载。后唐时平定了蜀国，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儒家经典在国子监中开始刊刻，并与唐代的石经相参照。由此，学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研习儒家经典，而不必非要到京师抄写石经，为学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二、学校教育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国立学校教育确立于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时兴时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空前的发展。
　　（一）隋初的学制设想和文帝对学校教育的怀疑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由长期纷乱而重新得到统一，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管理的统一帝国，这就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维护政治上的统一，在学校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
　　隋文帝初年，很重视学校教育，将国子寺从太常寺独立出来，成为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学校教育在国家政权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国子监设置祭酒一人，专门掌管国家教育事业，是最早的中央教育行政长官，而在这之前，教育一直是隶属于其他部门的（如太常寺即属皇室内务部门）。国子祭酒下属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国子监和国子祭酒体制的设置，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巨大进步，使学校教育有了社会组织的保证。从学校体制来看，隋朝中央官学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书、算、律三学初创于这个时期，它是继汉代鸿都门学之后，专科学校教育的一个新发展。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这五学归国子寺领导；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成为部门办学的先导。此外，在太医署中，也招纳生徒，传授医术，培养医学人才；地方则设有州郡县学。据《隋书·百官志》载，隋代各学不仅设有专职教官和脱产学习的学生如博士、助教、生员等，而且有计划管理，名额也有规定，如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相当可观。
　　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上也有一些成规、制度及基本要求，如中央官学除正常教学外，"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景日给假焉。"（《隋书·仪礼志四》卷九）这等于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开学、散学典礼和考试、放假制度。隋初还曾诏天下郡县皆置博士习礼。儒学教官还有负责地方教化的义务。
　　由于隋文帝初年积极振兴教育，所以一度出现了学校教育的昌盛局面。
　　《隋书·儒林传》说，那时"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但为时不久，到了隋文帝晚年，因他信佛太笃，学校教育本身又见效不大、不及时等原因，文帝便对学校教育的功能产生了怀疑，态度也有所变化，所谓"不悦儒术，专尚刑名"（《隋书·儒林传》）。官学教育于是出现了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文帝对学校教育的几道诏书上。
　　一是在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以前的一次诏书中，提到学校教育时说："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高祖纪下》卷二）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不见成效，于是要求裁减。同年所下另一道诏书表述得更为明白："京邑庠序，爱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照明经高第"（同上），其所以如此，乃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的结果。可见当时官学教学的质量之低，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严重不满。所以，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10　年）下治："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当时刘炫上表力谏，言学校不可废，帝不纳其言。同年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降低了中央官学的地位。官学教育衰落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隋朝官学教育在初期短暂兴盛之后立即衰落，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战乱，已使正统教育秩序破坏殆尽，儒生扫地，典籍流散，学校尽废，一切教育实施都要从头开始，当然不可能立即见效；再加上儒生的地位始终没有真正提高，社会没有形成真正向学的风气，所以教育见效不大。二是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新的意识形态尚未建立起来，学校教育的方针内容一时无法肯定下来，人才培养规格也就无法明确，因而，也难及时见效。三是统治阶级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太简单，以为提倡办学，命令设立学校，就可以立即得到人才，不懂得教育的客观规律，因此对学校教育时冷时热，任意而行，这也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历史上曾有史官将文帝晚年毁废学校的做法归之于他暮年精华稍竭所致，其实这是不实际的。南宋叶适已看出其根源，指出，各学并废，遣散诸生以万千计，举朝骇动，虽有谏者而不听，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大措施，并非暮年精华稍竭者所敢为；而且，文帝当时在政治上还是积极有力的，就在废学的同时，还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且文帝对人才也十分渴求，仁寿三年（公元603　年）曾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说"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颜于长夜，抱关于夷门"，旨意恳切，并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可见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根本原因是，在隋文帝看来，仅仅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自古为教，使材者必处于学校培养，这是一贯的正统要求，但汉以后，学校教育只是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阶以他要采取控制学校教育和加强科举选人的措施。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理由。
　　隋代后期，炀帝即位以后，曾一度复兴学校教育。所谓"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又据《隋书·百官志》记载，"炀帝即位，多所改革。。。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这是在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重新肯定了教育行政作为国家行政的独立部门的地位。在国子监中"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同上）国子学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的待遇，"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隋书·汤帝传》上卷二）当时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于时旧儒多已凋之，惟有刘炫、刘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搢绅咸宗之。另一方面，又严肃整饬学校功课，"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同上书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