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隋炀帝"悖材矜已;傲狠明德"(《隋书·炀帝纪下》卷四),"淫荒无度,法令滋章"(同上),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征战不息,"外事四夷,戎马不息"(《文献通考·学校二》),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随着政治上的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实际上徒有虚名。《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描述当时学校说:"师徒怠散","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灭于煨烬矣"。由此可见,隋朝的官学教育实则是兴废无常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隋朝国祚虽然很短,只将近三十年时间,但它在学校教育上的建树还应给予历史的肯定。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立,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科举取士的制度也对儒学教育有所推动,以及在有关业务部门也设立博士,招聘学生,进行职业性培训等等,均由隋朝开其端绪。这些新的学校设置和教育制度都为唐代学校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所以说,隋朝的官学教育为唐代官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在古代官学教育发展史上,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尽管其教育制度不很完备,但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予同先生认为:"唐代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他的话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学制的特点。就学制的完整性来说,唐代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代,即便与同处在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教育相比,也远远超过了后者。
唐代国家学校教育机制是以儒学学校为主要内容的多维组合体。在近三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唐朝社会由盛到衰,学校教育机制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唐前期,官学作为国家教育的主导,覆盖着中央及地方的各个区域空间,但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变革及安史之乱后政治的离散使官学日渐衰落;中晚唐时期,国家教育的衰落已成阪上走丸之势,其教育的主导地位逐渐为民间私学所替代。
唐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科学文化繁荣,加之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官职制度日益完备,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不仅注意"召贤"、"选士",而且十分重视兴学,把兴学视为经邦治国之本。
唐高祖李渊重视学校教育,初入长安就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义宁三年(隋恭帝杨侑年号,公元617-618 年,只有二年,义宁三年在公元619年)又"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子孙"(《旧唐书·儒学传序》)。显见这时就已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存在,并规定了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入学标准。
开国后,他一反隋末压抑学校的政策,于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下《兴学敕》,宣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深博"(《唐大诏全集》卷一○五),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同时,在兴学诏书中还阐论说:自叔世■讹,稚道论缺。绵历岁纪,儒风莫扇,隋季以来,丧乱滋甚。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堕。。。朕受命膺期,握图驭宇。思弘至道,冀宣德化。。。所以捃摭遗逸,招集散亡。诸生胄子,特加奖励。然而调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方今幽夏既清,干戈渐哉,搢绅之业,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选,具以名闻。有司仪等,加阶叙用。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唐大诏令集》卷一○五)
可是,"世事岂能皆如人愿",若干年过去了,学校教育的实际成就并不显著。李渊临退位前,不免浩然长叹:"凋弊之余,湮替日多,学徒尚少,经术未隆。"诚如《旧唐书·良吏传序》所称:"武德之初,余风未珍",李渊根本无法改变"隋末学者凋丧,儒教凌迟"的状况。
唐太宗即位后,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纳了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的方略,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重大的政治转变。他"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李世民对臣下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卷七十八)《唐书·列传·儒学·序》载云:"太宗身■鞬,风C 露沐,然锐情经术。。。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堂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
唐太宗振兴学校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建国子监。
国子监是封建王朝的中央教育机构,早在西晋时就已建立"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唐会要》卷六十六)。隋末大乱以后,不复设立。李世民在贞观元年五月重建国子监,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其次是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李世民"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学官)也增置生员"(《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扩大招生。同年十二月,又兴办了书学(学书法》和算学(《唐会要》卷六十六),"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仅这一年国家学校增加的教师和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唐会要》卷六十六》)。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又兴办了法律专科学校,"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招学生五十人"(《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统称六学,直属国子监领导,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叶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随着"六学"兴盛,国家有关部门也办起各类专业附属学校。太医署附设了医药学校,"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之法。"太仆寺附设兽医学校。太乐署附设音乐学校。太史局附设天文气象历算学校。太卜署附设卜筮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李世民还在军内兴办了学校,"其玄武门屯营飞骑(军队番号名)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上》)驻守地方上的军队,则分别以上、中、下都督府,设立三等学校(《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地方上的州学、县学也都恢复并逐渐兴盛。
除了各级各类学校外,李世民还设有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唐会要》卷六十七《弘文馆》),馆内聚集着一大批名流学者,都是从天下精选来的贤良文学士,负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它有三重性质,既是一个国家高级图书馆,又是一个高级学馆,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研究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李世民又下诏,在太子东宫设置和弘文馆同样性质的高级学馆崇文馆(《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
由于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设馆兴学,推动了唐初学校迅速增加。最兴盛的时候,"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新唐书·选举志下》)《私学尚未计算在内)。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儒学上》)学官就是教师和教育长官的统称。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博士"、"助教"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李世民这样"饿贲帛而礼儒生"(《旧唐书·儒学上》),用各种优厚的待遇激励知识分子,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高。他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旧唐书·儒学上》),有时甚至亲自参加学校的讨论。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唐初教育的发达程度在当时世界上无以媲美,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学校教育史的新局面。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李世民对取士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贞观二年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卷七)这里,他规定了用人取士的两条标准:一是"德行",一是"学识",并采取了两条选士措施:第一,大兴科举制,就是用考试的办法挑选有学识的人才;第二,推行"才行是任"的荐举制(《贞观政海》卷五)。这样改革取土制度,不仅有利于选择人才,扩大统治基础,也刺激了各级各类学校(包括私学)加速兴盛,从而推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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