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这样兴盛的学风持续了没多久，到高宗时便逐渐衰弱。公平而论，唐高宗对发展文教事业，还是做了一点事情的，如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于东都（洛阳）置国子监，扩大生员名额，分于两都教授。但两都国子监生员总共不过千人，不到贞观年间的三分之一，而西京国子监仅有生员五百人（《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不足贞观年间的六分之一。李治频幸东都，西京国子监的衰败事出有因，不足为怪。另外，高宗还一度关闭书学、算学、律学三所学校（《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旧唐书·儒学传序》云："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讲的是实情。
　　武则天时鉴于中央官学均为贵族所把持，为了打击贵族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便重科举，轻学校，加之诸王驸马皆得领国子学祭酒，干预学政，学校教育很快衰颓，"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中央官学陷入了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境地。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认为："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久矣，堂宇荒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陈伯玉集》卷九《谏政理书》）中宗时韦嗣立指出："国家自永淳（高宗未）以来，三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伐幸开班，寒族常流，复因浚替驰业。"（《旧唐书》卷二十八《韦思廉传附子韦嗣立传》）中宗李显"神龙复辟"（公元705　年）以后，采取补救措施，放宽等级制度，扩大收生范围（《新唐书·选举志上》），以便摆脱中央官学"殆无人踪"的窘境。可是，情况并无明显好转；直到睿宗李旦景云年间（公元710－711　年），仍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张说《上东宫请讲学启》，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五十二）。足见，即使在相对稳定发展的唐代前期，中央官学也曾经出现过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衰败局面。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学校教育也随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唐玄宗李隆基，重视发展学校教育，还在当太子时就提倡儒学，常到太学去"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旧唐书·儒学传序》）先天元年（公元712　年）在《命张说等两省侍臣讲读敕》中说："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家齐家，必由于学矣。"（《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即位后，声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回》）。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下诏诸州县选送"聪悟有文辞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凡贡举未被录取者，可以自愿入四门学继续学习。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增量崇玄学，又在天宝九载（公元750　年）创办广文馆，招收落选举人继续学习深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开元年间下令修成《唐六典》，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制作了比较系统的法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中央各级官学的生员总额为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三》，其时还有广文馆学生七十人。这样，总额当为二千九百五十一人。开元年间的国子祭酒杨瑒说"学徒三千"（《全唐文》卷二九四《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显然是举其成数，但也表明当时实有生员人数与定额基本吻合。从数字看，此时之生员定额只比贞观年间略少，但实有人数不足贞观盛时的一半。由于刚刚设置不久的广文馆在安史乱前便"雨坏庑舍"，而"有司不复修完"，结果"自是遂废"《新唐书》卷二○二）。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教育也饱受推残，一时"硕儒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全唐文》卷六四六李绛《请崇国学疏》）。永泰元年（公元765　年），叛乱平息数年之后，依旧是"国子监室堂颓废，军士多借居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永泰二年（公元766　年）代宗在其诏敕中说："顷以戎狄多难，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悯焉。"（《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他接受国子祭酒肖听的建议，"投戈而讲"（《唐大诏令集》卷一○五），决定重修国子监，补充国学生，力图使中央官学生员能够达到五百五十人（《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据记载，经过短短七个月，国子监重建一新。但仅从工期之短一端，也可想见其工程质量之差。仅仅过了十来年，到他的儿子德宗李适时，中央官学又呈现出疮庚满目的惨况："博士、助教耕犁其中，播五稼于三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字颓废，磊砢属联，终朝之雨流，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罗，群生寂寥，攸处贸迁。"面对此情此景，当政者的态度居然是："陛下不以闻，官不以问，执政之臣不以思。"代宗李豫增加生员人数的规划也没有实现，到德宗时，六年中央官学"存者三，亡者三"（《李元宾文集》卷五），生员总数仅达二百七十四人（《韩昌黎集》卷三十七）。足见，安史乱后中央官学的状况较之高宗以来，可谓等而下之。宪宗元和年间，重振中央官学，当时中央所属官学的名额为："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生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新唐书·选举志》）即便如此，这个定额也不到玄宗时的四分之一，而当时实有生员尚不足此数。国子祭酒郑余庆对此甚为感慨："太学荒堕日久，生徒不振。"（《唐会要》卷六六《东都国子监》）学校教学极不正常，学风败坏，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舒元舆参观国子监，见论堂，国子、广文、太学、四门学，堂上长台草，庭院垦为圃，数年无讲论，呈衰凉景象，因作《问国学记》，叹国学的衰落（《全唐文》卷七二七）。穆宗以后，唐帝国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学校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穆宗李恒长庆已降，中央官学濒于崩溃。文宗李昂虽存重学校之想，但因财政拮据，不得不在太和八年（公元834　年）公然下令削减生员定额。一时之间，中央官学"化为废地"，"尽垦为圃"（《文苑英华》卷八一六《记二十·学校》）。至于唐末"离乱之后，（书籍）散失颇多"，"藏书之府无屋一间，无书一卷"（《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这种情况下，中央官学自然更难维持了。其时，林宽有诗一首，题曰《穷冬太学》。诗云：投林依槐馆，荒亭草合时。
　　雪深鸢啸急，薪湿鼎吟迟。
　　默坐同谁话，非僧不我知。
　　匡庐瀑布时，何日副心期。
　　（《全唐诗》卷六○六）
　　此诗即是崩溃中的唐末中央官学的如实写照。
　　中、晚唐官学教育衰颓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较之贞观、开元年间，政治局面极为不稳定。政治斗争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动乱之中，这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二是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厚实基础上。中、晚唐以后，物质资料的生产停滞，经济不景气，财政拮据，中央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教育，只好叫官僚们出"光学钱"、"修学钱"，如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采纳国子祭酒郑余庆的建议，抽取文官俸禄给修两京国子监；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采纳国子祭酒刘允章建议，令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库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一方，其窘可知①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办教育，则教育的发展自然无望。
　　三是科举取士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冲击。韩愈认为任凭你有多么远大的方略，宏伟的抱负，如果不从科举出身中谋取官职，那就什么也办不到，这就促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科举中去找出路，学校教育自然大受影响。
　　毋庸置疑，唐代中央官学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在唐朝统治的二百八十九年中，作为学校主干的中央官学屡兴屡废，几起几落，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学校制度的典型。它对于元、明、清的学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整个唐代，学校教育在兴废起落中，基本体制日臻完备：学校设置。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此外还有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为职专的小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等。总之，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①　"修学钱"始于元和年间，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抽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现任文官一品至九品，处吏兼京正员官者，每日于请料钱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帝庙及诸室宇，善壁经公廨"（《旧唐书·宪宗本纪》），"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资完葺"学校（《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咸通中，命"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考二》）。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又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注领导体制。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官学教育的统一领导。专门设立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始于隋文帝初年，唐因隋制，于贞观元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还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学习成绩和学籍等具体事宜。国子监的名称有过几次变化。龙朔二年改诸司及百官名，国子监曾改称司成馆，祭酒改称大司成，司业改称少司成。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司成馆又改称国子监，大司成又改称国子祭酒，少司成又改称司业。光宅元年（公元684　年）又曾将国子监改称成均监，祭酒改称成均祭酒，神龙元年（公元705　年）中宗李显恢复唐国号，并恢复永淳以前的礼仪和职官名称，于是又将成均监改称国子监，成均祭酒改称国子祭酒。尽管国子监的名称曾几次有所变更，但它的性质始终未改变，一直是唐代最高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