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吐蕃王朝与唐朝有战有和，总而观之，友好仍是主流。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后，两国便结成"甥舅之国"。高宗时，册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唐中宗又以金城公主嫁给墀德祖赞。唐玄宗时墀德祖赞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①据统计，从634　年至846　年的213　年间，双方遣使达191　次，可见交往之频繁。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内地的蔬菜种籽、精致的手工艺品、纺织技术和内地的文化。唐高宗时，唐又送去蚕种、造酒、造纸、造墨的工匠。金城公主入藏时，"杂伎诸工悉从"②，还有数万匹丝织品和一个龟兹乐队。唐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等在西藏广为留传。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唐朝答应吐蕃要求，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一带开设互市场所，元和十五年（公元815　年）在陇州（陕西陇县）再设互市，经济交流活跃。吐蕃的马匹、牛、药材是交换唐货的主要货物。吐蕃的贵族子弟被送至唐朝的国立学校学习诗书，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的吐蕃学者，对汉藏文化的交流起了较大的作用。
　　南诏建立政权后，其政治制度、军事编制、土地政策都极力效仿唐朝，使这本属奴隶制的国家，掺杂了许多具有封建制性质的因素。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唐玄宗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汉族文化和科学技术大量传入南诏。南诏的大臣子弟曾到成都就学，前后多达数千人，因此南诏的汉文学也颇有成就。南诏的建筑工艺，受唐朝的影响很深，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造型与西安的唐代小雁塔基本一致。太和三年（公元829　年），南诏军攻陷成都，曾俘掠许多织工入南诏，使此后南诏的丝织品竟可与四川媲美。
　　东北的渤海自建立政权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唐代发生密切的联系。渤海的使节不断入唐，并派大量学生到长安太学学习汉文化。渤海的官制完全模仿唐朝，如中央设三省，下设六部，与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完全一样，甚至连官吏的服色，也与唐朝一致。此外，渤海向唐朝朝贡的物品有貂皮、海豹皮、鹰、马、麝香、人参等，唐朝的回赐物品则以丝绸和金银器皿为多。在吉林敦化近郊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立于渤海宝历七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
　　②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
　　年（公元780　年），和内地的碑制及文体相同。
　　隋唐两代，特别是唐朝前期，通过对亚洲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各族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内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的隋唐经济和灿烂的隋唐文化也由此对亚洲各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开放、宽松的外交、民族政策，反映了隋唐国力强盛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也体现了统治者敢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善于输出封建文明的开放胸怀。
　　三、政府三教并奖政策与民间三教并习风气（一）三教并奖政策的确定隋唐三教并奖政策，是在国家统一、府库充盈、文化宽松等大的社会背景下确立的。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宗教。他少时受尼智仙养育，生活于尼庙，故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①据传，隋文帝执政期间准予度僧50　余万，建寺3792　所，前后立寺塔110　座，造佛像大小16580　躯，缮写新经132086　卷，修治故经3853　部。②这些数字出自僧家之口，恐有夸张不实之嫌，但据正史记载，文帝"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另据记载，文帝在位的20　年间，共"度僧尼23　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　藏，13286　卷，治故经3853　部，造像106560　躯"。①这些数据与前者相比较，更为可信。隋文帝恢复和扶植佛教，除看到佛教的政治御用功效外，另有意图。佛教经南北朝的兴盛，在北方各地已深入民间，社会力量雄厚，北周武帝废佛后，大批信佛者心怀不满，不少教徒隐匿山林，是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正如宋人宋敏所说："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②文帝给教徒以合法身份，大兴佛事，旨在收取民意，以利四方安定。
　　隋文帝佛道并重，对道教也大力提倡。隋文帝准备起兵灭周时，著名道士焦子顺向他密告受命之符，并占星问吉，帮助他夺取政权。文帝即位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与其商议军政要事，并在皇宫附近修建五通观，供天师修道。文帝定年号"开皇"，就是取道经中天地开劫的名称。开皇年间大修道观，广度道士，使道士和宫观的数量都有一定的发展。他曾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募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
　　在兴佛扶道的同时，隋文帝更积极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用以网罗天下儒士，巩固皇权。或者说，隋代的佛道同兴政策，是在尊崇儒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开皇十一年（公元591　年），文帝下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③内圣外王乃儒学之根本，文帝以"人王"的身份复兴佛教，意在使教徒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的儒家忠君思想。文帝在给天台宗创始者智f　的一封敕书中再次申述了这一思想，要这位佛教界领袖"宜相劝励，以同朕心"。④总之，隋文帝试图建立以儒家皇权思想为核心，以佛道辅之，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宗教政策。他宣
　　①　《广弘明集》卷十九《舍利感应记》。
　　②　《辩正论》卷三。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
　　①　《释迦方志》卷下。
　　②　《长安志》卷七。
　　③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④　《国清百录》卷二。
　　称："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①可以说，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是对隋朝三教并重政策的具体解释。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三光在天，缺一不可"；②王通认为，三教都有益于封建统治，故待"皇极之主"，以"共叙九畴"。③这种主张，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流。文帝在后期沉湎于佛教，对道教却略有戒心，开皇十三年（公元593　年）曾下令禁止私家暗藏纬侯图谶，对儒学更是不感兴趣。但从文帝执政时期的总体而言，调和三教仍为主流。
　　隋炀帝虽以残暴荒淫著称于史，但对佛道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平陈时，杨广尚未称帝，时作晋王，请智f　为己授菩萨戒，尊智f　为"智者"。称帝后曾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592　年，智f　请杨广作庐山东林、峰顶两寺的施主，杨广应允。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修补故经，并缮写新经，合612　藏，29173　部，903580　卷；修治故像101000　躯，重铸新像3850　躯；度僧尼16200　人。隋炀帝即位后，对道教同样支持，他曾拜茅山道士王远知为师。史载，炀帝外出巡游，陪同左右的四班人马即是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人称"四道场"。在他崇尚佛道的同时，也对二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他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又于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律烧毁，私藏禁书，被查出后处于极刑。继而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将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有佛教徒，但更多的却是道教徒。炀帝与文帝一样，要求宗教对王权负责，为名教效劳。他曾对智f　说："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①，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封建君臣秩序，其实就是说儒家的王权思想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佛道绝对不可动摇这个核心。
　　隋朝由于佛道两教事务增加，正式设立了管理机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　年）设鸿胪寺，内设典客、司仪和崇元三署，由崇元署掌管佛道教事。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很大影响。
　　另外，隋朝的制度规定，国子寺每年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儒家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二仲月祀。这种祭祀儒家先圣的现象，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性质，但也表现为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倾向。
　　唐时将儒家经典分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为由，敕令大儒士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成书后共180　卷，名为《五经正义》。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定本》由唐太宗颁行，令习者以此为准，此后儒经文字完全统一，革除了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端。《正义》由唐高宗颁行天下，此后以科举为出路的士人，诵习儒经必以《正义》的解释为准，否则即为异端邪说。唐初以政府的名义颁定五经正本，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儒学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唐太宗贞观年中，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