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其三，君子沉迷"万岁"声中而致百姓困穷。《汉武山呼》篇指出，人的本性，没有生来就奢侈放纵的。如果自己把持不住，就会受外界影响而变坏。这个道理对于贵、贱者都适用。罗隐以君王为例说，君王左右阿谀佞臣，是"人"的坏影响；穷奢极欲巡幸出游，是"事"的坏影响；欣赏所谓祥瑞，是"物"的坏影响。上述三者如有其一，则是国家之大害。
　　他进一步说，汉武帝继位时，国家较富庶。在左右人的建议下，汉武穷奢靡费，举行封禅大典，目的是为个人求福，"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上有所好，下必逢迎，"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悟"。这里有个典故，当汉武帝登中岳太室之山时，随从官员声言在山下听到山在呼喊"万岁"。这样一来，汉武帝更加志得意满，以为上天在保佑他，越发好大喜功，"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喜听"万岁"之声，反映君王骄纵之心，遂引发一连串劳民伤财之举。最后罗隐尖锐指出："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罗隐生活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但未完全屈服，敢于抨击专制体制的弊病。他所写的不少篇章，形为"谈古"，实则"论今"，同时也怀有启迪后人之意愿。他赞扬尧、舜"示后代以公共"，指出君王"宜以百姓心为心"，认为"山呼万岁"实为不祥之事，都是较为大胆的反专制言论，可称得上是明清思想家反专制思想之先声。在当时，罗隐的诗与文就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以致写成后"顷刻相传"，然而却使抱正统思想的官僚们大为不满。从一位士大夫批评罗隐著述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对罗隐著述的不同反应。辛文房说："罗隐以偏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①。
　　2。辩证思想的发展罗隐的《两同书》是一部古代辩证思想的杰作。书名"两同"，即显示他对于事物的矛盾同一性有所认识。该书内含10　篇，每篇篇名均为一对矛盾范畴，即《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
　　《贵贱》篇以清晰的思路，层层深入地论述了贵与贱的对立与转化。
　　首先指出，人之间有贵与贱的差别，是自然的。因为人群需要有"明圣之才"来治理，于是应以贤者为君长，"则贵之"，其他才能不及者，"则贱之以为黎庶"。这是从道理上讲应该如此，应是德才高低与贵贱程度相符。其次说明，实际情况往往是与上述道理相悖。"处君长之位"，可算是贵了，然"而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而另外一种人，"居黎庶之内"，可算是贱了，然"而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罗隐强调的是，地位的贵与贱，不等于该人的贵与贱。他举出贵贱与地位分离的两方面例子，"昔者殷纣居九五之位，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齐景有千驷之饶，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飞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所以，言贵与贱，不可以地位高低论。
　　再次，真正评价贵与贱的标准，是视其修德与否。若是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若不修德，"欲离贱而贱不离之"。罗隐强调，贵与贱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有德无德。他举例说，舜早年"处于侧陋，非不微矣"，但由于有德，终于得到尧的禅位，地位由贱而贵。相反，桀为君王，"亲御神器，非不盛矣"，但由于不修德，众叛亲离，最后被放逐，地位由贵而贱。这形象说明了"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的辩证关系。
　　《强弱》篇以三个层次来说明强与弱的辩证关系。
　　其一，强与弱是相比较而言，有了对方，自己才存在。"夫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因此，强与弱存在"上下相制"关系，这是"自然之理也"。
　　其二，强与弱的根本标志不是"力"，而是"德"，"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罗隐先举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金属，是物质中最刚的，但折断后就接不上；水，是物质中最柔的，但却无法斩断，"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接着，罗隐再以人为例来说明，晏婴不过是一个侏儒，但却是齐国之宰臣；甘罗是十几岁童子，却因功而为秦国上卿。而狄人侨如身材高大，却被鲁人扼死；南宫万力气大得能撕裂皮革，却被宋人剁成肉泥。这证明壮勇"不足以全身"，而智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
　　①　《唐才子传》卷九。
　　其三，将强弱之理用之于治国，君王应重德轻力。什么是"德"？"唯慈、唯仁矣"。什么是"力"？"且暴、且武耳"。罗隐指出"明君"与"暴君"的根本分歧，前者知道民心不可用武力强制，"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即使本人弱也不要紧，比如"尧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而后者则是舍弃德而专恃力，即使力大可陆地行舟，身强可举鼎过头，也不免"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
　　《损益》篇分两层意思论辩了"损"与"益"。所谓"损"，意为减少，使蒙受害处；所谓"益"，意为增加，使得到好处。
　　第一，罗隐认为，"奢俭之间，乃损益之本也"。君王对损益持何种观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大，"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他认为尧、舜与桀、纣的一个原则区别，就在于他们有不同的损益观。圣君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生活上尽量俭朴，能割舍难得的宝物，打碎奢侈无用之器。施政上不搜刮民财，"薄赋敛，省徭役"。这样就使得"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暴君奉行的损益观却恰恰相反，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在生活上追求奢淫，购求难得之货，制造浮华而不实用的器物。在施政上大肆掠夺民众，"厚赋敛，烦徭役"。这样使得"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百姓被逼得连死都不怕了，难道还怕作乱吗？反过来说，如果百姓都喜悦，难道他们不愿意安定吗？罗隐在这里提醒统治者，如何对待损益，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他明确指出了君主与百姓，存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按照"奢君"的损益准则，"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显然，君主与百姓在利益上有矛盾的一面。对君主的考验是，究竟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还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另外，君主与百姓又有相互依赖的一面。罗隐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头和脚的关系，"夫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夫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罗隐进而尖锐指出，如果社会出现问题和祸乱，责任在头而不在脚，"然则万姓众矣，不能免涂炭之祸；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岂失之于足，实在于元首也"。这是从君主掌施政方针的角度而言，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君主一方。换个角度看，足也是首的支撑基础，百姓安宁富庶了，君主也得到保全，"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乱者，天子所以罹其乱也"。
　　第二，损与益的辩证关系，二者各向对方转化的问题。罗隐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损与益，发现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从自损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益；从自益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指出，君主之所以被称为至尊，是因为下面有百姓。如果百姓都得到益处，君主哪里会受到损害呢？如果百姓受到损害，君主又从哪里得到益处呢？"是故损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物反过来又益于损己者）"。"益己以损物者，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物反过来损益己者）"。前者的实例是，尧、舜损己益物，成为"上圣"，"克保期颐之寿也"。后者的实例是，桀、纣沦为"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论及此，罗隐作了精炼的概括总结--"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道，固亦明矣"。
　　《同异》篇对一般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罗隐指出辨析同与异的必要性。不要仅限于知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一般的情况，还要做到能辨别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例如，"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异"。舜父愚昧而舜圣明，盗跖贪而其兄廉，这是父子兄弟心未必同。刘邦被困时，随从纪信献身救主；伯桃饿死后，其友角哀也如约自杀，这说明君臣、朋友，未必异。再如，烟和灰同出，烟飞灰灭而分途，这是同中有异。胶和漆分别形成，但放在一块则无法区分，这是异中有同。
　　其次，罗隐指出同异的各种各样表现，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异而内不异者，有始同而终异者，有初异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与之同者，有彼不异我而我与之异者。分别举例证明，显示出大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再次，罗隐谈到辨析同异之方法。他强调，由于同异情况错综复杂，因此不能乍一接触就匆忙下结论，"是则同异之心，不可以一二测也"。要尽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罗隐的概括是，"是故明者徐视而审听，高居而远望也。随时之宜，唯变所适，因其可同而与之同矣，因之可异而与之异矣"。这里说到的要点是：--"徐视"，逐步观察，细致观察；--"审听"，慎重、严谨地分析听到的情况；--"高居"，立足点要高，跳出来反观方能看得清楚；--"远望"，看得远些，预测发展状况。认清同异，运用同异，还需注意"随时之宜"，不固执，不胶滞，根据不同情势决定自己或同或异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