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最后，罗隐照例谈到如何将自己的观点用于治国施政上。在他看来，要善于处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而同之"，即变异为同，使本来不属于自己营垒的杰出人才为己所用。例如，卫青，原为奴，汉武帝让他带兵，屡立战功，升为大将军。由余，本是戎王使臣，秦穆公爱其才，使其归降，授以国政。另一种情况是"异而异之"，即能够识别亲近人中有异心者，并能断然排除掉。例如，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周公发现管叔作乱，断然诛之。石厚，是卫人石碏的儿子，犯有弑君罪，石碏大义灭亲。
　　罗隐提出告诫说："能同异者为福，不能同异者为祸"。这里所说的"能"，是指正确的辨别和处理。楷模是舜，他能同能异，与八元（高辛氏才子八人）同，与四罪（即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异。换言之，就是与八子合作，处罚四凶。反面典型是纣，该同不同，该异不异，"殷纣不同三仁，不异二臣，故取败亡之辱"。殷有三仁人，但纣王刚愎拒谏，结果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被杀。奸臣有二人，费中善谀好利，恶来善毁谗，均得纣王信赖。罗隐认为，对于君王来说，"同异之际，不可失其微妙也"。要不被假像迷惑，识别忠奸，正确地去同去异，是复杂的，然而又是不可不做的。由上面所述内容可以看到，罗隐的《两同书》有一些很可贵的辩证观点。当然，处在那样的时代，他的辩证思想还不能达到成熟的程度，有时哲学观点还不能自觉地抽象出来，往往和政治观点、历史观点纠缠在一起。但可以充分肯定的是，他主观上是有探索辩证理论的自觉意识的，书名与篇名均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关于辩证思想，他的确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多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老子与北宋张载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物，而罗隐则可视为他们中间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两同书》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里程碑。
　　老子的《道德经》有丰富的辩证观点，认为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面，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柔弱胜刚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见素抱朴"，"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等重要的辩证命题。但是以韵文短句写成，文字简洁，没能将命题逐一展开阐说。罗隐的《两同书》则是专选十对范畴分别展开论述，对老子的辩证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些篇末还引用老子之语以作点睛之笔，亦是示有所本。十三、五代时期的思想（一）思想领域的趋势五代，是夹在唐朝、宋朝中间的时期，约有半个世纪左右。在中原地区是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更迭，其它地区又有十余国（习惯称"五代十国"，事实上不止十国）。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的各国，常有六、七个。在这个分裂的时期，征战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破坏，广大民众也深受苦难。这一时代特点给思想领域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反思。当然，正像五代也有光明一面那样，思想领域也取得一些成就，也出现了重要的思想家。
　　1。道教思想的时代特点时逢乱世，人们对前途、命运深感无从把握，消极避世思想流行一时。
　　儒者、士大夫本是持儒家进取思想的，向往的是治国济民，封侯拜相，立不世之功，光宗耀祖。然而，动乱堵塞了他们传统的进身发达之路，儒家的礼法、仁义、大一统思想也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他们转而欣赏道教的归隐无为思想，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宋史·隐逸传》指出"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就反映了此间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这就形成五代时期较有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隐士多，尤其是有才学的隐士多。
　　曾受后晋高祖征召的隐士郑遨，在唐末考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乃入少室山为道士"①。郑遨颇有才名，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被世人并称为三高士。陈陶，"世居岭表，以儒业名家。陶挟册长安，声诗历象，无不精究，常以台铉之器自负，恨乱世不得逞。。。后以修养炼丹为事"②。
　　备受前蜀王建礼遇的著名道士杜光庭，原习儒业，"应九经举不第"，"思欲脱屣名利"，所作《怀古今》诗云："古今感，事伤心，惊得丧，叹浮沉"，立志"用虚无"，"保道德"，遂入山修道。
　　五代道教思想还有这样一股潮流，即由关注"出世"变为关注"入世"。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一些儒者向往"出世"隐遁的时候，却有一些道士不言成仙长生之说，而言治道世务。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是错综复杂的，未可执一而论。《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记载南唐主李昪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栖霞常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当奏请耳'"。周世宗召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飞升，指羽化升为仙人；黄白，指炼白银黄金。陈抟没有向皇帝谈道教的法术和观点，而是回答："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③其实，这些道士转向对尘世的关心也是有充分原因的。他们本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成为道士后也依然与民间有多种联系。社会凋敝，百姓困苦的现实对他们有所触动。道士虽反对为俗世所
　　①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郑遨传》。
　　②　马令：《南唐书》卷十五《陈陶传》。
　　③　《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
　　累，但他们毕竟还脱离不开这个俗世，无休止的战火，残酷的劫掠屠戮，对修道者来说也存在威胁，他们自然希望有国泰民安、四海清晏的修道环境。另一个因素则是道教本身的战略调整。唐代是外丹术最盛行时期，五代时，内丹思想及修习方法逐步取代外丹思想和修习方法。内丹修炼是以人体为"丹炉"，以自身的"精"、"气"、"神"烧炼"圣胎"，即内丹。这样，道教思想就发生了从出世做神仙向入世炼心性的变化。与此相应，道士一般不再鼓励君王炼外丹和长生成仙，而是劝其端正心性，求长治久安之道。
　　2。儒学受到冲击在五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儒学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儒学对于官方及正常秩序的依赖，要比佛、道二家大得多。儒学至上而下都是由官方扶持而行教化的，从官藏典籍到朝廷博士，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均为政府直接控制。因此，战乱一来，政权屡变，儒学备遭破坏，其思想影响大大降低。后唐庄宗注意到这方面问题，明宗也在敕旨中指出了学校多废、典籍罕传的状况，"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以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见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倘不讨详，渐当纰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勘读。。。"。后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
　　大约是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儒学中没能出现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此期君主多由军士拥立，其所任用官吏也多为武人。诸镇节度使权倾一方，皆为武将。儒者寄人篱下，意志消沉，因仕途阻隔，只能充任幕僚，取宠于武人。儒者的精神面貌已大不如盛唐、中唐。
　　3。佛教禅宗独盛佛教在乱世往往能得到迅速的传播。一些百姓和知识分子在看不到出路时，愿意到佛教中寻找情感慰籍；一些农夫为躲避苛重赋役，也会剃度为僧；甚至帝王公卿，达官富贾，为求心理平衡，精神解脱，也会勤于礼佛。但是上述这些人并不一定要对佛教理论进行深造，也不喜接受繁琐戒规的束缚。禅宗的南宗，主张"顿悟"，无需拜佛坐禅，无需每日诵经，提倡心性本净，见性成佛。这就告诉人们，不出家也能顿悟成佛。成佛方式如此简便，中唐以后，南宗遂以"顿悟"说战胜了北宗的渐悟说，成为禅宗的主流。在晚唐及五代时期，禅宗是佛教中最为兴盛的宗派，其它宗派渐衰渐息。然而，随着禅宗一花独秀的蓬勃发展，它自身也衍化出五宗（到北宋初，其中临济宗又衍化出黄龙派，杨岐派，合称"五宗七派"，亦可称"五家七宗"）。在禅宗流派的称呼中，"宗"、"派"、"家"往往通用。慧能南宗先是分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后来，南岳系又分出沩仰宗（沩山灵祐，仰山慧寂），临济宗（临济院义玄）。青原系则分出三宗：曹洞宗（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云门宗（云门山文偃），法眼宗（创立人文益被南唐中主李璟赐谥为"大法眼禅师"，故名）。
　　五代名僧文益所创法眼宗影响较大，入宋后仍盛极一时。文益7　岁时在智通院出家，20　岁于开元寺受戒，后在罗汉寺学禅，得法。晚年在清凉院传法，求学僧人甚众。他看到禅宗在兴盛发展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病，有从内部瓦解、取消佛教的苗头，于是著《宗门十规论》，具体批评禅宗十弊，规定戒条。由于文益对禅宗的稳定发展有贡献，博得很大声名，获南唐中主赐谥。再传弟子延寿也对禅宗只重直观、不重读经的作法提出批评，遂广引经论以充实禅宗。延寿应吴越王钱俶之请，居永明寺15　年，弟子近2000。他有统一佛教宗派的意向，对于僧人标榜宗派以相高的传统做法不感兴趣。他曾召集慈恩、贤首、天台诸宗僧人，从容讨论佛理，"分居博览，互相质疑"，"以心宗之衡以准平之"，后著成《宗镜录》100　卷，对佛教各宗派的分歧持调合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