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①　《七夺》。
　　②　《丝纶》。
　　③　《大化》。
　　④　《丝纶》。
　　⑤　《太和》。
　　①　上引均见《鸱鸢》。
　　"五常"与"三纲"相配，是封建道德规范最重要的原则。现在谭峭指出，五常只是末，而食才是本。若要求治，就不能本末倒置。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要把解决食的问题作为施政的第一要事，"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细，其化尤大，是谓无价之宝"①。统治阶层人士总是标榜清高，耻于言利的，对于"食"这类每日数次之琐屑事务更是羞于论及，尽管实际上他们在享用美食。而谭峭则破天荒地将"食"公开地名之为高于一切的无价之宝，"食"决定着教化与统治的成败。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观点切中时弊，具有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呼声。
　　为什么民众食不足乃至无食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富人之食已餍足，并且总是嫌食不够精美，不断追求过分享用，"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兹而起，战伐由兹而始"②。这种食不均的状况不仅造成一部分人没饭吃，而且会助长食有余者的贪欲，导致奢侈僭越和暴力。因此，《奢僭》提出了"均食"的解决办法，"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太平》也阐述了"均食"的意义，"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将饭平均给天下人，那么仁义礼乐的道德秩序就会建立起来，民众也就没有了怨气，太平世道就可出现。
　　"均食"主张体现了谭峭对远古社会的赞赏，他找不到彻底改造社会，铲平压迫剥削制度的蓝图，只能寄希望于"太古之化"能重现于今日。他以蝼蚁的平等互助生存状态来形象说明"太古之化"，"蝼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咂之；一罪无疑，与众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①。他意在指出，要恢复"太古之化"，还要首先从君王做起，君王与众人均平，心才能够相通，这样才有致治的良好起点。
　　"均食"主张不独是谭峭个人思想的反映，也是当时酝酿在广大下层贫民和起义军中的一股思潮。唐末和五代突出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太不均了，相差得太悬殊了。唐末大官僚韦宙的庄园里有积谷7000　堆，号称"足谷叟"。宰相路岩的亲信边咸所聚敛的家财，足可支付军队2　年的给养。而咸通十四年（公元873　年），从潼关至海滨的大旱，使得农民被迫食草根树叶。次年，王仙芝起义，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后继为义军首领，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这都表现了"均平"是广大农民的迫切呼声。但是，农民起义失败了，农民"均平"的希望落空了。经连年战火破坏，民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原为唐将的秦宗权自称皇帝，祸乱江淮、江南，"所至屠戮人物，燔烧城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关东郡邑多被攻陷"②。拥有武装，四出劫掠的兵士尚且无粮而吃人，那么贫民之无食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五代时期，人吃人的记载屡见于史籍。《旧五代史·刘守光传》记沧州在两年中两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一次是朱温率后梁军围困
　　①　《鸱鸢》。
　　②　《奢僭》。
　　①　《蝼蚁》。
　　②　《旧唐书》卷二○○中《秦宗权传》。
　　该城，城中"人相篡啖，析骸而炊，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另一次是次年刘守光围城，城中乏食，"军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驴马相遇，食其鬃尾，士人出入，多为强者屠杀"。此期也多贪官，"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①。
　　谭峭耳闻目睹现实中民众悲惨境遇，期望统治者能以"均食"方式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黔黎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进退相得，智之至也。许诺相从，信之至也"②。这是说，应以均食均衣为基础使上下和睦，重建仁、义、礼、智、信道德伦理规范。
　　谭峭另一个施政建议是"重俭"，即注重俭朴节约。重俭与均食是联系在一起的，"俭者，均食之道也"③。
　　所谓俭，与均食一样，也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奢侈富足者才存在俭的必要，贫穷者是没什么需要俭的。谭峭认为，俭，首先应从君王做起，"于己无所与，于民无所取。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婢仆不饥，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④。他多次阐述这一观点，设想着由君王带头，群臣效法，上上下下一齐重俭，知足，在全社会形成不贪、不奸的良好风气。《三皇》中说："君俭则臣知足，臣俭则士知足，士俭则民知足，民俭则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无贪财，无竞名，无奸蠹，无欺问，无矫佞。是故礼义自生，刑政自宁，沟垒自平，甲兵自停，游荡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谭峭告诫统治者，是否重俭，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事，而是关系治乱之事，历史上关于俭和侈的结局，都有确凿的例证，"历观乱亡之史，皆骄侈恩赏之所为也"⑤，"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①。他还强调，统治者，尤其是君王，必须以身作则，如果只是让下边人俭，而自己不俭，那是不会有效果的。他说，"谦者人所尊，俭者人所贵，使之谦必不谦，使之俭必不俭。机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恶行之者惑，是故为之文"②。这已是公开道出，以往当政者惑于此，搞不清楚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自己在上奢侈，却让下边人俭约。"使之"怎样，结果只能是"必不"怎样。所以关键是要把"使之"换成"己之"。
　　谭峭也把"俭"看作是"五常之本"，认为仁、义、礼、智、信都需分别与俭相配，以防止过度。《损益》云："夫仁不俭，有不仁；义不俭，有不义；礼不俭，有非礼；智不俭，有无智；信不俭，有不信。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五常为俭之末"。这里所谈的"俭"，已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俭朴、节约之意了，而是引申为一种含蓄、节制的行事准则。五常与俭相辅，就避免了过头、夸张。举例说，如果光强调仁，而无"俭"，无节制，那就可能导致"泛仁"，对任何人都以仁相待。在实际上就包含了不仁。因为，
　　①　《北梦琐言》卷十八。
　　②　《鸱鸢》。
　　③　《太平》。
　　④　《悭号》。
　　⑤　《恩赏》。
　　①　《损益》。
　　②　《解惑》。
　　如果对恶人以仁慈之心对待，事实上就是对受害者的不仁。
　　谭峭对"俭"的广义理解，在思想史上是个颇有价值的新思路。这是他对《老子》有关见解的成功借鉴和发展。《老子》曾有"益之而损"，"损之而益"的观点，谭峭在《损益》中亦说："夫礼者，益之道也；俭者，损之道也。益者损之旨，损者益之理。礼过则淫，俭过则朴。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这是说，礼的主旨和发展趋势是增加，而俭的主旨和发展趋势是减少。增加就意味着"满招损"，所以"益"中就包含着"损"的道理。而减损则意味着"谦受益"，所以，"损"中就包含着"益"的道理。礼如果过度就使人迷惑，而俭过度则回归于淳朴原始。
　　由此可见，谭峭是把俭作为对仁、义、礼、智、信的一种矫枉。俭，主要体现的是道家无为而治、以退为进的思想色彩。而五常则是儒家的行为规范，旨在积极进取。谭峭将俭与五常视为本末关系，肯定它们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完满结合，这反映出他作为著名道士，对儒道结合是持赞同态度的。
　　在《化柄》章，谭峭所谈的"俭"也是广义的。他进一步论证俭的意义，将俭作为万物皆化的杠杆或枢纽，"俭于德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这里所谓的"俭"，已有了一些"虚"、"无"、"静"的含义了。道家和道教学者喜欢用模糊词语，如同"道"的含义不好确指一样，"俭"的含义也视运用场合、对象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上面那段话中的"俭"，或指少，或指省，或指空，或指简，或指节制，虽有差别，但都未悖于"俭"的本义，都属于合理的引申义。也许，谭峭正是想借助这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例子，来启发人们在比较中对"万化之柄"--"俭"有心领神会的把握。无论是养神、养气之修炼，还是私家度日，担任公职；无论是宅院，还是宫廷；无论是选任官吏，还是往来于后宫；都要以俭为基本准则，宁少勿多，宁简勿繁，宁精勿滥。说到底，关键是俭于心，即心无杂念，心无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