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营建宫室如此频繁，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徭役负担。贞观十一年时，已②　《魏郑公谏录》卷2《谏解薛仁方官加杖》。
　　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①　《资治通鉴》卷196　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51《贤妃徐氏传》。
　　经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③的情况。可太宗竟说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样的话，一反贞观初年"必须先存百姓"、"治国犹如养病"的认识和做法。
　　贞观十八年以后，越发好大喜功，不断用兵高丽，"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第一次东征，大部分船舰由江西数州所造。第二次东征，则征发江南、剑南12　州制造。蜀人苦造船之役，许以"船庸"代役，而一艘大船的造价相当于2236　匹绢的价格。加之地方官吏催逼"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剑南所属雅州、邛州、眉州的獠民起而反抗。太宗一面急调陇右、陕中府兵2　万前去镇压，一面被迫取消剑南的"船庸"，改由官府支付，征东之事作罢。这差不多是在走隋炀帝的老路了，当初"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④的话早被他抛到了脑后！
　　"渐不克终"的第二表现，是由任贤举善到随心好恶的转变。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中，如果说1、2、5、7、9、10　等条主要指的是太宗由简约到奢纵的变化，那么4、6、8　等条则主要指的是太宗在用人方面"渐不克终"的情况。这中间，包括由"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到"近昵小人，疏远君子"的变化，从"求贤若渴，信而任之"到"由心好恶，疑而远之"的变化，以及"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向"恩礼不加，忠款莫申"的转变①。贞观初年，当有人劝太宗用"阳怒"来试探群臣，"执理不屈者"是直臣，"畏威顺旨者"是佞臣时，太宗表示以"至诚治天下"，对前代帝王"以权谲小数"接纳臣下深"耻之"，所以不予采纳。可到后来，对于贞观名臣疑心越来越重。十七年初，魏征去世时太宗悲痛自己失去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对这位已逝的大臣却"疑其阿党"，竟然下令推倒亲为其作碑文的墓碑，停止已经许衡山公主配魏征长子的婚嫁。十九年东征高丽，命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等辅皇太子监国。当太宗因病返还途中，竟听信褚遂良的"诬奏"，"乃赐（刘）洎自尽"。②杀戒一开，接二连三。副相张亮曾"频谏"太宗停征高丽，当有人告其"有异志"时，大臣中也有言其"反形未具，明其无罪"者，太宗根本不听，竟斩张亮于市。事后，他本人也承认张亮"反形未具"，"至今追悔"③。最后的二、三年间，就连太宗的"亲故"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也都越来越谨小慎微了。一次，太宗让元勋们"攻朕得失"，长孙无忌作为国舅也只是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④至于房玄龄，张亮被斩之后不久，也因"微谴归第"。虽然史书未载是什么过错，但一个"微"字可以表明是很小很小的过失，正应了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所说"诘其细过"，"一朝疑而远之"。如此的君臣关系，还谈什么"上下同心"，只能是"人思苟免，莫能尽力"了。
　　"渐不克终"的再一个表现，即是"从谏如流"向"不欲人谏"转变。
　　③　《旧唐书》卷74《马周传》。
　　④　《贞观政要》卷10《行幸》。
　　①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②　《旧唐书》卷74《刘洎传》。
　　③　《旧唐书》卷69《张亮传》。
　　④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以谏诤著称的魏征，对于太宗的这一转变感受可以说最为深切。贞观六年，魏征已经发现苗头，指出太宗由贞观之初的"从谏如流"变为"谏者颇忤"，到八年时已是"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①十一年，魏征连上《论时政疏》4　篇，还特作1　篇《理狱听谏疏》，指出太宗"喜闻顺旨之说"而"不悦逆耳之言"。十三年的论太宗"十渐不克终"，已经发展到"虑人致谏"而"意在杜谏者之口"了，以至于"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十七年魏征去世后，骨鲠直谏者已自不多了。十九年刘洎赐死之后，再没有直言无隐、触犯"龙鳞"的谏诤之臣了。长孙无忌的"顺旨不暇"，褚遂良的歌颂"陛下盛德不可胜载"，标志着"贞观之治"的时代即将结束。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嗜服丹药以求长生的太宗皇帝，中毒至死。53　岁的"贞观之治"开创者，连同他的业迹一起成为了过去。
　　①　《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贞观八年十二月。
　　（四）武周改制唐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最终，废掉长子承乾、贬黜四子魏王泰，在外戚、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情势下，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懦，恐不能守社稷"①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接着，他又为这个未来的朝廷作了精心的安排，形成以"元舅"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以为只要这两个人"尽诚辅佐"，便可以"永保宗社"②。同年六月，皇太子李治即帝位，是为高宗。
　　然而，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结果。1。永徽之政高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改年号为永徽，共6　年，即公元650-655年。
　　（1）贞观遗风高宗自即位始，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高宗）无不嘉纳。"③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大体沿袭下来。
　　太宗遗诏"辽东行事并停"，高宗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元年（公元650　年），立妃王氏为皇后，效法太宗"日引刺史十人入閤，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④当年，太宗亲撰《帝范》12　篇以赐太子，高宗此时尽其所能努力实践。
　　例如，《帝范》中有《戒盈》、《崇俭》两篇，高宗即位后很注意力行。叔父滕王元婴"颇骄纵逸游"，"以弹弹人"、"以雪埋人"，恣意取乐，高宗赐书告诫这位叔父。滕王不听，又"数犯宪章"，高宗竟削减这位叔父"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①，以示惩劝。再如，《帝范》中有《纳谏》一篇，高宗也极力仿效。左武侯属吏卢文操跳墙盗窃左藏库财物，高宗以其职司纠察，却自为盗，罪当死。谏议大夫萧钧以为，卢文操其罪难饶，但法不至死，若处以极刑，天卞必然会说"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杀人。"高宗最终免去卢文操死刑，并对周围的侍臣称赞萧钧为"真谏议也"②。总之，在太宗《帝范》的训导下，在元老重臣们的辅佐下，高宗大抵因循着太宗后期的遗训："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③后来，睿宗时的一位监察御史韩琬，将太宗与高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实施情况作了一番系统比较："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污窳；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
　　①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贞观十七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801《褚遂良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永徽二年闰九月。
　　④　《资治通鉴》卷199　高宗水徽元年正月。
　　①　《旧唐书》卷64《滕王元婴传》。
　　②　《新唐书》卷101《萧瑀附钧传》。
　　③　《资治通鉴》卷198　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厉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弗厚，裨贩弗蚩。"④此中，虽不免夸大之辞，但"永徽之治"作为"贞观之治"的延续，确也是事实。因而，司马光概括道："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⑤（2）元舅弄权永徽之政的另一个方面，过去谈论较少，这就是长孙无忌要巩固既得权益。
　　太宗晚年，健在的开国元勋已经不多。长孙无忌的双重身份使其威权日隆，大有左右朝政之势，以至太宗在决定立太子问题上都得遵从他的意愿。为巩固既得权益，扶植一个懦弱而便于控制的外甥当皇帝，当然会更有利于自己操纵权柄，这就是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真实意图。太宗虽然看出李治的懦弱性格，对他并不很放心，因此特意为其留下一部《帝范》。然而，书中却"无一言及此以警策之"①。结果，仅仅永徽的6　年间，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便露出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
　　吴王恪，太宗第三子，杨妃所生，高宗的兄长，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为太子。长孙无忌"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甚至质问长孙无忌，是不是因为吴王恪不是你的亲外甥？虽然太宗遵从长孙意愿立晋王为太子，但吴王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高宗即位后，元舅辅政，"深所忌嫉"吴王恪。永徽三、四年之交，长孙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遂因事诛（吴王）恪，海内冤之。"②懦弱的高宗，对此一言不发。倒是吴王恪理解同父异母的弟弟，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③，以提醒高宗。紧接着，长孙与褚遂良又诬陷17　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与房遗爱交给"，将其配流象州，江夏王病死路途。历来史家对此愤愤不平，写道："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④在元舅与"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素称懦弱的高宗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移情于后宫。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王皇后不能生养，萧淑妃所生素节几岁时便能诵古诗赋500　余言，深为高宗所喜爱，萧淑妃也因此受宠。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的后宫矛盾，也逾越宫墙反映到朝堂上，自然是依元舅及遗臣的意图办。王皇后的舅舅柳奭时为中书令，劝皇后立后宫刘氏所生陈王忠为皇太子，一以巩固皇后地位，二则可断萧淑妃将来当皇太后的路。王皇后便让柳奭走长孙的门路，于是长孙与褚遂良等一起出面，"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①在后宫，想宠爱萧淑妃、喜爱萧妃所生素节，也要受到皇后、元舅的干涉，高宗只得寄情于当年太宗的才人武氏。结果，引出了太宗、长孙等根本想象不到的局面。这一变化，正是发端于元舅弄权的"永徽之治"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