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成长计划 (中丞佐吏)

　　汉初，天下凋零，‘无为而治’的黄老学在萧何、曹参等巨头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了第一显学，同时也是执政学派。
　　黄老学派，此时还不是后世那个整天想着羽化登仙的‘道’教，而是勤劳踏实的实干派。
　　不过，由于曹参曾经做的错误示范，黄老学派的执政理念，逐渐向着碌碌无为的方向倾斜，‘无为而治’被无限放大，官场充斥着‘宁愿不做，也不能错’的歪风。
　　到景帝朝时，重新复兴的法家光是在晁错这个独苗的带领下，便已经能和汉初的巨牛黄老学派分庭抗争了···
　　到武帝朝，黄老学最后的卫道士——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之后，儒学彻底坐大，黄老学逐渐式微，主体思想逐渐向‘庄周梦蝶’的方向转变，并最终演变为后世的道教。
　　而无论是在此时势大的黄老学派，还是景帝朝昙花一现的法家，以及最终让武帝爷罢黜百家的儒家，都对商人持有巨大的敌意！
　　黄老学派虽然看上去懒洋洋的，只在嘴边挂着一句‘法无禁止则无咎’，但正因如此，商人阶级在黄老学派看来，是十恶不赦的群体！
　　要知道‘黄老无为’，下半句可就是无所不为！
　　黄老学派的思想理念，注定了他们一切以规则为准，但凡在规则以内，便不插手的执政习惯。
　　可但凡有人挑战规则，违背律法，黄老出身的官员，就会从之前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陡然变身为法律的卫道士！
　　这，也是景帝朝时，法家逐渐兴起，黄老学派却并没有多大警惕的缘故——本质上来讲，黄老学和法家的执政理念基本一致：维护法律尊严。
　　只不过，法家过于锐利的改革基因，让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派无所适从，再加上法家身上背着‘暴秦’这么一个污点，才导致黄老学没有对法家表现的过于友好。
　　而在黄老学派看来，商人居无定所，一出门一年半载，根本不利于控制，严重违背了‘百姓民各司其业，村野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
　　儒家，对商人同样深恶痛绝，或者说，儒家对于一切不符合自己理念的东西，都深恶痛绝！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爷永远是老爷，平民永远是平民。
　　可商人的本质，就注定其财富累积速度，比从土里刨食的农民高很多。
　　这就让儒家很不爽了：要是所有泥腿子都把土地扔下去经商，那老爷们的田谁种？
　　不行！
　　商人这东西是个祸害！
　　不能留！
　　与之相比，法家就纯粹多了：商人者，尽皆五蠢之辈也！（韩非子言）
　　在法家眼中，商人不种地，导致国家没法收他们的税，这就是对国家财政的破坏！
　　商人游历天下，有了见识，没以前那么好忽悠了，这就是对国家管理百姓增大了难度！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商人唯利是图，无仁义之心，无敬畏之人，无道德之廉耻。
　　商人们为了赚钱，可以出卖朋友，出卖亲人，乃至于出卖国家。
　　所以，在信奉‘富国强兵’的法家眼里，商人最大的原罪是：心中无国。


第0062章 商人无国（中）
　　西汉，对商人阶级的厌恶尤为深刻：但凡是行商者，其户籍都从原本的农籍中取出，纳入单独的商籍之中。
　　或许在后世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就是把户口本换了个分类吗？
　　实际上，西汉农籍和商籍的区分意义，类似于后世开国初的成份区分；农籍类似贫农阶级，商人则类似于地主阶级。
　　也就是说，一旦被纳入商籍，便意味着政治成份带上了污点，基本没有机会进入体制之内，甚至无法向正常人一样生活——列入商籍的人，官府会单独划分出居住区域，集中居住。
　　所以封建时代的商人，永远无法发展为资本——有钱之后，商人都会花大半家财走通门路，将自己的户口从商籍拉回农籍，再用剩下的钱在家乡购置田地，做个土财主，成为地方豪强。
　　对于这种赚了钱，就跑回家乡剥削农民的地主豪强，西汉有其独特的处理方式：以‘为天子守陵’的名义，将各郡豪强富户强制迁移，武装押运到关中，天子陵寝附近的陵邑之内，近距离监控管制。
　　对外美其名曰：广迁天下豪杰，以实关中，以固国本。
　　通过这样一茬茬割韭菜的方式，国家政权得以保证在人才储备，以及社会财富等方面，关中对关外的单方面碾压。
　　而豪强之所以在地方呼风唤雨，靠的自然不是有钱——要真说起来，皇帝才是天底下最有钱的人！
　　他们靠的，是在地方上积淀多年的名望，以及多年经营出的人脉。
　　骤然被政府强制迁徙，到了鱼龙混杂的皇城脚下，豪强们自然就被磨掉了爪牙；再被关中地头蛇敲诈一番，其家祡大幅缩水，便在数代之后泯然众人。
　　不过，汉家多年坚持不懈的将豪强从地方迁入关中，却没能避免其中的佼佼者即便到了长安，也没有被地头蛇撕碎，反而是摇身一变，变成了长安地头蛇的头头。
　　安陵杜氏，就是这样一个励志的例子。
　　早在刘邦病逝，惠帝登基那年，刘盈的安陵便正式动工，安陵邑在不久之后落成，杜氏就被作为典型，举家潜入安陵。
　　不过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让长安本地豪强大跌眼镜！
　　杜氏并没有如别的家族一般，被长安本地的豪强分食，而是一到安陵邑，都还没来得及住进新家，当代杜氏家主便找人托关系，联系上了当时的右丞相陈平，提出将嫡女送与陈平的庶子为妾！
　　当时的舆论认为，即便是给庶子纳妾，陈平作为开国功勋，也不会愿意和商户扯上亲家。
　　可是三天后，杜氏嫡女便在长安百姓众目睽睽之下，被抬入曲逆候府后门。
　　至于原因，则是在不久后揭示在长安百姓面前——杜氏将家乡粮库中的粟米全部拉到长安，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售卖给了陈平掌下的国库。
　　看上去，杜氏似乎没有做什么，但实际上···
　　高祖刘邦四十七岁才起兵，自是没有什么经济概念；发现国库穷的跑耗子，便一拍脑门，发行了三铢钱，并规定三铢钱的价值，等同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秦半两钱。
　　要知道秦半两钱，重十二株！
　　刘邦却规定三株钱，半两钱价值相同，这就相当于：国家拿着一张五块，来换你手上的二十。
　　一夜之间，汉家天下集体通货膨胀四倍！
　　而作为皇城，本就人口集中，物资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的长安城，物价更是狂飙不止。
　　杜氏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将那接近十万石粮食卖陈平给国库时，长安的粮价，是一石三千五百钱！
　　也就是说，陈平的国库‘花费’一千万三铢钱，买下杜氏的十万石粟米后，转手放到市场上一卖，就赚了足足三万万四千万钱！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就在陈平将那十万石粟米卖出的前一天，朝廷正式颁布吕太后诏令：废黜钱三铢，行钱八铢···
　　也就是说，杜氏实际上，是给当时穷的跑耗子的国库，捐献了将近三亿四千五百万钱！
　　而当时国库一年的税收，也不过十万万钱而已。
　　有了这笔钱，陈平才得以迅速的平抑长安物价，有幸没有遭遇曹参那般，只能坐牛车上朝的悲惨遭遇。
　　安陵杜氏，则是自那以后，正式成为长安豪强中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
　　在长安占据一席之地后，杜氏重新捡起以往在家乡干的行当：卖粮。
　　发展到如今，长安每十家米铺中有八家姓杜，关中每十家米铺有六家姓杜。
　　其余的中小粮商，也基本都与杜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将女儿嫁给了杜氏的子弟，就是自己的儿子娶了杜氏的闺秀。
　　可以说，在内史和少府不插手的情况下，关中的粮价，杜氏说千钱一石，市面上就不会出现九百钱一石的粟米。
　　靠着这个‘说一不二’的能力，杜氏的财富在过去十五年当中，几乎以每年增长一半的的速度急速累计，从迁入安陵邑时的三百万钱，暴涨到现在的五万万钱！
　　就这，还是最近几年杜氏家主年纪渐长，锐气渐消，趋于保守，注意力从赚钱转向了购置田亩。
　　即便是如此，杜氏在关中粮食市场的地位，也依旧是毋庸置疑的龙头。
　　作为商人，尤其是粮商，无论是对政治环境还是市场变化，杜氏都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
　　传闻每年开春，农民将种子撒下去，杜氏就能通过独家秘术，预册出当年的收成是好是坏！①
　　而对于朝局的变化，杜氏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但凡出个风吹草动，关中民心一乱，那就是粮价飞涨的良机！
　　哪怕马上将粮价翻个番，慌张的民众也都会义无反顾的囤回家。
　　今年，无疑是杜氏迁家安陵后的十五年中，最幸福的一年了。
　　先是长安大乱，大队兵马疾驰于街道，粮价成功从八十五钱，自然涨到了一百四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