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以此为基础，关东地区的大农场主们和西北地区的旅蒙商、大票号，共同推动了顺朝国防债券的合法化、正规化。
　　由户政府背书的国债终于开始发行，这种有朝廷背书的债券，收益率比过去大商人们为顺军垫付军费以期获得各种特权汇报的模式，高得多，也稳定得多。
　　对朝廷来说，国债限制了大商人们靠垫付军费获得政治特权的途径，将他们的影响力暂时限制在了经济领域之内，保护了一部分官僚的利益，也因此备受好评。
　　此外，为了监督国债的发行和经营情况，朝廷终于决定了效仿民间票号的形式，在开封、北京、长安、南京、汉城、广州六地，开设了具备远程汇兑、金融保险、国债发行等服务的国营票号钱庄，亦即大顺户政府票号，孝宗朝后改称大顺银行。
　　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废两改元以后大顺对白银的需求日渐增加，一方面迫使大顺在世祖朝后期逐步开始在债券的基础上实行发行纸币的办法缓解货币紧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商人们纷纷推动顺军的对外扩张，以求在海外取得金银矿产来弥补国内贵金属货币匮乏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来说，顺朝在新大陆早期经营青丘殖民地，其实收益极低，和投入付出相比完全不成正比，可以说每年都是巨亏状态。
　　但青丘殖民地还是坚持了下来，就是因为本土的大商人们对于新大陆贵金属的强烈需求。
　　一开始大家只是因为从西班牙殖民者口中获悉新大陆生产金银矿，后来则是因为在青丘殖民地内发现了金山，引发了席卷大顺全国的青丘州淘金热，终于为这个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的偏远殖民地，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发展动力。


第八十五章 纸币

　　天法二十九年，由于松江府府尹治理失措，激起民变，大批纺织工人再度爆发起义，此事后来还造成了顺朝皇储李玄烨之死，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因为苏松省，特别是松江一府，可说是大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大批纺织工人起义以后，又捣毁了数量惊人纺织机器，使得长江下游的棉布供应为之断绝，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
　　于是随州、襄阳、武昌的棉布工场，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疆棉花种植园，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松江府织工之乱被平定以后，棉价应声回落，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商行和西域种植园主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朝廷背书的各家票号，乃至于直接用户政府经营的票号，也都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商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也需要经汇票交易，使得仅仅是金陵一地汇票市场的每天交易额都达到了百万银元之多。
　　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利润之恐怖，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
　　许多原本经营商铺、农场、工坊、海贸的大商人，纷纷出卖资产，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
　　到织工之乱平定时，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大量票号集体倒闭，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两侍郎、四主事、一谏议大夫，全部人头落地。
　　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商行倒闭，在钱庄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大绅商屡屡破产，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
　　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还由户政府牵头，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在金陵、苏州、广州、天津、敦煌等地办公，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
　　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是大大提高了。
　　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
　　下一年，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在收复数十年以后，其人口规模、经济生产，都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
　　带有一定国营性质的海运招商局，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允许商船商运。北洋航线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营口，同辽河联运。如此，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关东豆麦，不下五百万担”。而由上海运往辽东、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杂以丝茶糖。
　　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
　　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
　　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备齐货物（如棉布、丝茶等），前往南北洋销售。往北地去的沙船，运回大豆、食油，往闽粤去的沙船，则运回木材。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若沙船平安归来，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则钱庄血本无归，很可能就此破产。
　　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大胆冒险，投机为主。
　　在大顺的金融行业，除了金陵人、苏州人、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
　　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
　　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票号，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
　　大顺朝廷经过了天法朝三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内外危机以后，虽然对外彻底削平了准噶尔部，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东瀛战争，对内平定了织工之乱，基本上完成了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但是顺朝却在南洋地区和中亚的河中地区，陷入了同远较准噶尔部强大的呆迷儿帝国的争霸战中，朝廷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即便顺朝一年的岁入，此时已经达到了二亿银元之多，也难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巨额支出。
　　早在十年前，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官票”和“宝钞”，但由于缺乏准备金，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物价则飞速上涨。没有多长时间，纸币已成废纸，户政府不得不明令废止，天法年间的第一次纸币改革彻底失败。
　　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因此再怎么缺钱，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如此，只能靠向民间票号谋求贷款，以解决燃眉之急。


第八十六章 弊案

　　刘芳亮西征天山的战事，是顺朝对民间进行型政治借款的开始。据说这项借款的幕后主张者是太子少师顾君恩，也因此后来当西征弊案爆发时，朝廷无法彻底清查追究，只能对此案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经手的西征借款，运作十分复杂。
　　他们向民间票号借钱，作为代表的经手人则插手其中，获取了巨额佣金。当时民间票号索取的利息，大约都是年息一成左右，但顾君恩向朝廷申报时，却报成了一成二。
　　其后顾君恩又以全日昌票号“包认实银”为辞，将年息加到一成五。
　　在西征准噶尔部以及后续平定西域、讨伐哈萨克三玉兹的一系列战事中，经顾君恩之手的民间借款约有一千五百万银元左右，朝廷为此要支付多达五百万银元的利息。
　　而这其中的一半，约有二百多万元的巨额钱财，作为佣金进了顾君恩的一批私人口袋之中。
　　这种贪墨行为，引发了不少人的注意，据说龙衣卫曾经得到方以仁的授意调查此事，但最后又因为方以仁的意思突然结束调查。
　　直到后来有民间票号破产，一些报纸爆出了其破产时流出的账册，才牵扯出了一系列西征弊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