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聚居在旁遮普和德里一带的回回王公势力，这些回回王公大多数心怀前朝，又和山北的阿富汗人、波斯人关系密切，商业网络甚至远达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对呆迷儿帝国的威胁极大。
　　在呆迷儿帝国的体系里，华人无疑是第一等的统治集团，作为基督徒人口的补充，葡萄牙、荷兰、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探险家和殖民者，甚至是他们的海盗，也经常性地可以获得呆迷儿帝国的高官显爵。
　　白人基督徒，还有生活在山南地区——即孟加拉、阿萨姆和下缅甸一带——的黄种人土著，都是呆迷儿帝国的“老本”之一，可以算作第二等的统治集团。
　　其次，作为呆迷儿帝国第三等统治集团的，则是渐渐取代了阿富汗部落骑兵位置的锡克骑兵。
　　锡克教众不同于回回和印度教信徒，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上，与华人更为相似，而且骁勇善战的特点，以及被回回、印度教同时压迫的处境，也有利于让他们依附于呆迷儿帝国。
　　印度教信众，整体地位上来说和锡克教众是比较接近的，都可以算是帝国的第三等统治集团之列。
　　只不过由于印度教信众人口极多，民族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不同地区，印度教信众的地位也往往不大一样。
　　例如在恒河流域，印度教信众多数仅仅能够担任中下层的行政官吏，地位尚不及可以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锡克人和阿富汗人。
　　但在南方的拉杰普特（漠南）、德干高原（南原）地区，为了羁縻地方，印度教信众的地位就比他们在北方高得多，不仅能够像西瓦吉那样封王出任水师督师，而且许多人还能够出任最高一级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职务。
　　而以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的旧王公为主的回回封建主势力，则一直受到孙可望父子的打击和排挤，一些普通的回回百姓也因此受到牵连，往往在呆迷儿帝国内受到不合理的迫害与不公平的对待。
　　北方恒河流域，时不时都有回回王公起兵叛乱，甚至有人试图联合山北的阿富汗部落与波斯的萨菲王朝，以实现莫卧儿帝国的复国事业。
　　然而萨菲王朝，在晚明时期阿巴斯大帝去世以后，帝国就陷入了长久的衰落之中。
　　阿巴斯大帝的继承人萨菲为人残暴而内敛，他无情地淘汰任何一个能威胁他权力的人，几乎处决所有的萨非王室的王子，以及功绩显赫的朝臣和将军。他甚少留意政事，又无文化或学术兴趣，甚至有阅读和书写的困难。
　　在他统治时期，萨非王朝开始衰落。北部的俄罗斯帝国逐渐将势力伸向高加索山脉和中亚；东部新兴的呆迷儿帝国，也和萨菲王朝争夺阿富汗商路和波斯湾商路的贸易红利。
　　大约与孙可望父子同时期在位的苏莱曼一世以萨非二世的名号即位，因当时年幼，及在后宫长大，对外面的世界并不认识。又因其人好酗酒，身体不佳。即位首年，不单发生地震，更受哥萨克人侵袭里海沿岸。
　　苏莱曼一世对政事没有兴趣，宁愿留在后宫，政务落于首相及由后宫宦官组成的理事会手上。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宦官的势力日益增大，贪污成风，军备松弛，接连被呆迷儿帝国和乌兹别克人打败，国势日渐衰落，根本无力出兵印度。
　　为了补充华人人口，到东王沙孙征淇的统治时期，呆迷儿帝国不仅开始从阿萨姆和下缅甸一带的土著中选拔精英，拔擢入华人阶层，而且还屡屡出兵攻打暹罗和干涉安南内战，又同延平公司在南洋争霸，来获取华人移民补充。
　　早在孙可望初建呆迷儿帝国时期，经历过晚明连年战争的孙可望，就效仿满洲八旗的制度，在印度建立了相似的五行旗制度。
　　五行旗分为华人五行、山南五行（即阿萨姆和缅甸地区的土著）、山北五行（即来自中亚的部落骑兵）、海外五行（即来自西洋地区的殖民者）、印度五行（即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回回精英）。
　　每一五行，按照金木水火土分为五旗编制，由孙可望父子身边的亲信，以及较早归附呆迷儿帝国的地方大贵族出任各旗旗主。
　　五行旗制度扩大了呆迷儿帝国的统治基础，使得本来仅仅靠区区五十万华人统治一亿印度人的帝国统治秩序，扩大为了依靠二百万旗人统治一亿印度人的体制。
　　但即便如此，华人人口不足，也始终是呆迷儿帝国的一大弱点。
　　十八世纪末，第六代东王沙正式废除了五行旗制度，实行了普遍的帝国公民制改革，授予了全部国民完整的公民权，使得帝国的印度色彩大大加深，华人因素逐渐减弱。


第八十四章 金山

　　自从李定国被召回京以后，大顺朝堂上下，对于西营的去向关注度就大幅度下降了。后来准噶尔作乱西北，顺军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北方去，更无人去关心了解孙可望的去向。
　　就算是李来亨，也完全想不到，十几年的时间过去，孙可望竟然在异国他乡打下了这样一番宏大的事业！
　　“朕不意秦逆尚有今日，居然篡取天竺，在海外立国，此诚可谓我朝心腹大患。”
　　呆迷儿帝国远隔异域，与大顺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双方在雪区高原一带虽然已经直接接壤，可由于山势险阻，根本不可能在这一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交战。
　　直到明军出兵安南，抵抗大顺天兵的时候，李来亨才惊觉到后西明的中兴事业，居然做到了这种地步。
　　他甚至有几分惭愧，自己占据中原富庶之地，华族亿万人口，经营天下二十年，也不过堪堪和孙可望在异域他乡的成就相当而已。
　　“孙可望是一个天子，朕也是一个天子，秦逆亦天下一奇丈夫，众史官应搜集其生平事迹，撰集史册，以使后人知国初群雄相斗之事，何等惊奇。”
　　这些年来，大顺军在四海八荒用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一路摧古拉朽平定四夷。
　　而且工商发达，经济繁茂，人口滋生至于上亿，许多书院被朝廷被员经营以后，也不断扩大，陆续发展为了综合性的学府。
　　原来朝廷在各省建立的官校，数量也愈来愈多，其中一部分官校也由原来的乡政、农业、矿政专门性学校，发展为了综合性的大学官校。
　　文化的繁盛，带来了出版业的高度发展，江南绅商在从海外引进的新型印刷机基础上，改良出了适于印刷汉字书籍的松江印刷机，将出版业推到了又一个全新高峰。
　　原来只作为官员、士人内部流通参考的邸报，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改良，开始被大量复印，流通到民间。
　　非常多的商人开始养成了阅读邸报的习惯，好了解朝廷政策的变化、边疆战事的发展等等消息。
　　有识者看出了民间复印邸报的巨大商机，便开始在自家复印的邸报背面，同时印上了票号或其他百货商铺的广告。
　　再到后来，邸报的背面已经写不下那么多的广告及商业信息。专门的商业报纸，因此就诞生了。
　　士、商结合的绅商阶层，越来越将经商而非仕途作为自己人生的重心来经营。
　　大量具有较高智识和文化的高级士人，也开始进入商界发展，这带来了顺朝整个商业文化氛围的改变，也出现了更多大规模、复合型的商帮团体。
　　票号行业则是因为多年的边疆战事而繁荣起来的，平准战争、安南内战、瀛洲战争……一系列僵持多年的乱战，令朝廷财政压力极大，后勤运输殊为困难。
　　大量票号商人，开始插手军需生意和后勤运输行业。
　　这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山西一带的旅蒙商，明末以来因为通夷而遭到沉重打击的山西商人，靠着经营漠南草原的旅蒙商事业重新发达了起来。
　　而旅蒙贩货这种动辄花费一年时间，行走万里以上路程的贸易，自然又催生出了如远程汇兑、风险保障一类服务的诞生。
　　金融行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必要条件。
　　这些服务又进一步辅助了大顺军的对外军事扩张，不少旅蒙商人主动承担下来了一部分顺军军费，作为回报，朝廷则允许旅蒙商们进入北疆地区经营庄田，并且授予了许多旅蒙商在漠北、北疆、南疆一带的贸易特许权。
　　在东方，安东大都督府辖区内的吉林、黑龙江、乐浪、熊津一带，经济基础比西域更好。特别是东北的三江流域，土地肥沃又地广人稀，特别适合产业化的庄田经营。
　　大豆、玉米等适合东北的新作物，也已经从海外引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在湖北和苏松两省，高度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这些对东北进行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均已备足。
　　轰轰烈烈的关东垦殖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那些为安东军垫付了大量军费的商人，当然优先获得了在东北垦荒的特许权力。他们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农场，专门用来种植大豆、玉米一类经济作物。
　　在资本雄厚以后，这些绅商又投资了安东军在日本的作战，捞取了大笔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