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只是这桩弊案的参与者实在太多，甚至涉及到顾君恩、刘芳亮这些开国元勋功臣的身上，结果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都是国家柱石，为朝廷东征西讨，匡复旧土，确实不可取代。因此他们属下的劣行朝廷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天子因此下定决心强力推行国营银行的政策，并决定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以乱刀斩乱麻的气魄，再度强行展开了纸币制的改革。
　　纸币改革的货币准备金，这一次由于青丘州的金山开发迎刃而解。来自新大陆的大量贵金属流入内地，成为了朝廷重新发行“官票”的有力后盾。
　　青丘州的贵金属矿产以黄金为主，白银数量则较少，因此朝廷自然决心以金本位为新纸币的底色。为此李来亨在纸币改革以前，便先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白银元宝和银元使用的法令，同时朝廷控制下的邸报也流传出了在吕宋发现巨大银矿的消息，银价在纸币改革之前便已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快速下跌。
　　银价下跌过程中，朝廷则分年度先后吸纳了多达数千万两的现银，保障了后续纸币改革时控制市场银价的能力。
　　纸币的发行机关是户政府票号，其他民间钱庄、票号过去发行的各色名目汇票纸币，则一律由朝廷出资收回，并且在此后彻底禁止发行。
　　发钞权得以全部集中到了朝廷手中，准备金则依靠青丘州金山的开发所得和前三年趁银价下跌时吸纳的白银支撑。
　　李来亨没有禁止民间继续使用银两或银元进行交易，朝廷收税时一样继续接受贵金属货币，甚至就连向官员、士兵发放俸禄军饷时，往往也都由其自由选择是接受贵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所以纸币改革虽然在天法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为了保障民间物价的稳定，朝廷采取了较为平缓的推进政策，大约花费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得百姓开始普遍接受使用纸币进行交易。
　　就整体效果而言，由于朝廷的准备十分充分，又恰逢青丘州金山开发提供的黄金储备，纸币制改革十分成功，不仅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且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朝廷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朝廷手上。
　　自平准战争以来的财政危机被彻底化解，至天法四十年时，大顺的财政岁入已经连年激增，达到了官票三亿元之多。
　　这之中除了纸币改革带来的铸币税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顺的海外扩张有利可图。
　　虽然大顺在西域的大规模扩张，如在朔方建省，如设置安北大都督府管辖漠北地区，如对西域的强力管制和治理，基本上来说都是赔本的，而且财政亏空的额度极为庞大。
　　但是大顺在关东、朝鲜和日本的扩张都是有利可图的，对关东的扩张自不必说，辽东自万历以后重归版图，黑龙江、吉林等地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和垦殖运动，为顺朝带来了每年数百万元官票的收入。
　　朝鲜被化为乐浪、熊津两都督府后，经过十余年的重建后，也可说是百废俱兴，每年亦为顺朝带来二百余万元岁入。
　　顺军借着追剿满洲海盗之余，先以长崎为租借地，后来又慢慢靠收买九州岛各地的大名封建主扩张势力，最终发到了和德川幕府全面开战的地步。
　　为了征服日本，大顺先后投入了约一亿元的巨额军费，占领日本的初期，虽然采取了依靠大名进行委任管理的间接统治方式，可每年顺朝还是会亏空军费一千万元左右。
　　但是占领日本带来的好处，远比一年亏空的一千万元军费多。
　　大顺借此完全垄断了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这样从东亚大陆直到新大陆的西海岸，整个太平洋都处在大顺朝的控制中。
　　仅此一项带来的海关税增加，就超过了八百万元，至于其他委任大名的贡税，以及如长崎一类顺军直辖城市带来的财政收入，与瀛洲地区的海关税相加，总共可以为顺朝带来超过一千五百万元的收入增加。
　　孝宗继位以后，顺朝结束了世祖时期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政策，版图领土都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财政方面经过整理以后，顺朝的财政总收入是为四亿六千万元。
　　财政收入的增加，除了因为版图扩张、人民滋生造成的田赋收入增加以外，如在工商税方面，盐税经过改革整理以后，陆续增加了一千万元以上；茶税亦然，而且茶税方面还由于出口的增加，增幅更为巨大。
　　此外世祖朝后期，由于朝廷开始经营大量国营企业和工厂，官业收入也成为了一大财政支柱。
　　到孝宗朝初年整理财政时，朝廷便发现，田赋收入已从世祖朝中期的51%，下降到了16%；盐税收入则从世祖朝中期的9%，上升到了11%；关税收入增加最为惊人，由世祖朝的9%，上升到了28%之多。
　　其余的工商杂税和官业收入增长，也都十分惊人。孝宗朝初年，由于减少了大量军费支出，遂在这一预算方案的基础上实行了连续六年的大规模减税，而在减税以后，商业繁荣，朝廷的年收入依旧维持在四亿元以上，国用充足，亦可称奇。


第八十七章 税改

　　天法二十九年，朝廷为改变财政困难重重的局面，除百计罗掘增加收入外，还进行了财政体制方面的变革。
　　李来亨以周培公为相，成立税务院，为使财政清理和整顿工作顺利进行，后来又成立了隶属于户政府的清理财政处，对财务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加强财权上的中央集权。
　　不久，又设立盐政院和专卖院，统一进行盐务体制的改革和国营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
　　当然最主要的财政改革手段，无疑还是建立在近代银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上。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经营存款、放宽、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一种特殊企业。
　　在近代资本主义体制之下，银行主要依靠货币资本的经营，通过存款和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赚取利润。
　　大顺的财政机构，原来是行政管理和钱、物保管与支出不分。如户政府和各省观察使司本是财政管理机构，但自身又掌握货币和物料的保管权力。
　　中央户政府设有三库，即银库、绸缎库和青丘库（海外黄金金库），三库保管着全国送来的钱物。
　　地方的省、府、县，亦设有钱物专库，分属观察使和府尹、防御使、县令亲自管理。
　　这种行政与财物保管合二为一的做法，弊端很多。
　　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政体制改革，首先就奏请在户政府票号的基础上继续试办银行。
　　原奏中说：“臣等奏明，在天津设厂制造新式纸币，建筑厂房，俟机器运到，即行开印，以为整顿财政之造端，宗旨在整齐币制，广为推行，收回向用生银银元及民间私发钞票，渐次此中关键自以部库之出纳为本源，而尤须设银行为之操纵维持，始能畅行无阻。各省官商所设票号、钱庄大致虽与相类，特公家未设银行，则国用盈虚之大局不足以资辅助。见拟先由户政府设法筹集资本，采取民间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
　　可见，大顺中央银行的设立是出于整顿币制的直接考虑。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朝廷在户政府票号以外，又成立了官业银行，资本一千一百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买卖荒金荒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紧要物件等业务，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时，还可向户政府请求拨款接济市面，除纸币发行权外，基本具备了近代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
　　到孝宗朝时，户政府票号和官业银行合并为户政府银行，不久又改称大顺银行。
　　户政府为此厘定《银行则例》，谓“管理官款出入”为国家银行“应尽之义务”、“其经理国库事务及公家一切款项，并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资本为2600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短期拆息、各种期票的买卖和贴现、买卖生佥生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代收各种票据、代存紧要物件、发行各种票据以及发行货币等。
　　而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税体制改革中，政事堂会同户政府、户政府票号、官业银行订立的《统一国库章程》中又规定：国库分总库、分库、支库三种，总库设于京师开封，分库设于各省，支库设于地方；凡国库，由库支大臣管理，其保管出纳则由大顺银行任之；国家收支各款，均须汇总于国库。
　　为实施这一公库制度，大顺银行及其前身还先后在天津、上海、金陵、苏州、广州、长崎、昭南、金山、甘州等20多个地方（主要是商业大都会）设立了分行或分号达五十多处。
　　公库制度改革期间，朝廷又设立了邮政银行，将轮船邮政存款皆由该行经理。
　　属于财政特别会计的公库由此初步建立。这一时期公库制度的变化反映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首先，实物库藏继续缩小；其次，货币尤其是银行信用货币在公库收支中的地位明显增长。
　　统一公库制度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都具有积极意义，货币符号代表的财富取代了实物形式的财富，从而改变了呆滞、笨拙的贵金属搬运调度财政资金的落后方式，不仅节省了搬运费用和损耗，还方便了财政资金的调度和运用，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在财政紧需时进行透支，并利用存放款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