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包括孝宗、高宗以后，方颁行的《皇顺帝国钦定宪法》，很多要素也是出自李来亨的设计。
　　按照《皇顺帝国钦定宪法》的要求，资政院是帝国国会的上议会。帝国国会同时也由下议会——议政院和皇帝组成。
　　资政院总计有199名议员，其中包括20名来自全国各宗教团体的灵职阁员、89名民选阁员和90名非选举产生的钦选阁员。其中民选议员根据党派更迭而流动，钦定议员为终身任职，灵职议员于其保有神职身份时续任。
　　在立宪之初《钦定宪法》便指出资政院有权驳回议政院的所有法令，但是这一权力在随后很快就缩水，并且受到了院章的严格限制。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权力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议政院的法令并不能不经过资政院直接呈请御批，资政院仍然能够通过延宕性否决（可将议政院通过之法令在资政院搁置三到十二个月不等）来迫使议政院撤回部分法令。
　　在建院之初，资政院也曾经试图从大理寺处争取过司法职能，但是在“寺院之争”失败之后资政院最终只能行使有限（实际上是全部）的立法权。
　　资政院的议员来源正如上文所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被称为：民选阁员、钦选阁员、灵职阁员。
　　起初，民选阁员由各省地方选出两倍于定额人数者（即要求5人，则选举10人），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指派前往开封任职，其中多为各地有名望的乡绅或者是实业家。
　　而在后来政党政治逐渐成型之后，民选阁员的选举则采用了多数制的办法，即获得大选的党派能够获得资政院民选议员的全部席位。获胜的党派将可以由其全权指派89名议员进入资政院而不受谕令干涉；联合获选党派则根据各党派登记在案之党员数量来分配席位。
　　这一办法最初因为监管不力而发生了非常恶劣的丑闻，皇帝也经常借用这一渠道干涉资政院的组成。
　　钦选阁员一共有90名，略多于民选阁员，这也是大顺二元君主立宪的本质所在。
　　钦选阁员全部由君主提名。其中宗室王公为10人；各大都督府辖区所属的王公世爵共15人；国朝勋臣20人，帝京大学、帝国大学、进士馆大学等高等院校中退休的各类教育界人士10人，从非内阁部门中退休的常务公务人员20人，以及商界纳税多额者15人。
　　世爵阁员除非犯下重罪被褫夺了爵位的，一般阁员的位置是世袭的，如果继承人在继承爵位时未成年，其监护人可以代替其参加资政院讨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若世爵人丁稀少，无法继承爵位，以至于出现议席流产的情况，那么流产议席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民间人士出任。
　　由于大顺对于世爵的继承有各种严格的考核要求，即便人丁旺盛，王公贵族们的爵位世袭也未必顺利——所以这一点也就成为皇帝干涉国会的体制漏洞之一。
　　中国国内主要活跃的宗教有传统的道教和汉传佛教，在西北一带有势力根深蒂固的回教传统，在东南地区则由于受到国外传教士的影响，存在不弱的基督教势力。
　　此外来自印度的基督教张孙宗宗派和在雪域有很大影响力的黄教，虽然备受朝廷打压，但也在国内存在一定影响力。
　　资政院在开院之初，就设置了二十位灵职阁员，以代表在国内的主要宗教。这是一种政教趋于合一并且由政府主导宗教的体系，同时也被后来的宪法学者、政治学家认为是朝廷对其合法性的一种塑造。
　　根据资政院的院章，由朝廷委任管理各大宗教团体的行政管理组织，如中华回教协会、中华佛教总会、中华正教会、中华自治公教会等组织，可以自行推选指定数量的灵职阁员。
　　可是由于大顺并未推行过真正的宗教团体自治政策，顺朝境内的一切宗教团体，都要接受朝廷指派的各种公会、总会组织管理，事实上其人员的选拔完全是朝廷行政方面的安排。
　　因此这一方面的议员，事实上也完全由朝廷和皇帝指定。
　　这种二元制的国会构成，使得大顺国政始终维持着高度稳定性，促成了高宗以后的历代繁荣局面，可也为后世的改革造成很大阻碍。
　　特别是皇帝手握过大的权力，其肆意干涉国会、指定议员的权力，在后世必然遭到各界的群起攻击，并最终成为仇恨的集火点。
　　也是因此，后来大顺的全部反体制活动，都被集结到了共和派的旗帜之下。
　　无论左还是右，所有反体制分子都以共和之名对朝廷和皇室发起攻击。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一点是，对大顺来说，君主制在后来的确成为了其国家体制的最大缺陷。


第九十章 首都

　　天法四十八年开始的天末改制运动，是李来亨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改革，也是顺朝第一个百年中，最重要的一次官制改革运动。
　　天法四十八年朝廷颁布《官制改易筹备大纲》，终结了从隋代开始的六曹（部）制度，中枢部下的六政府机构由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工部（后改名农工商部）、邮传部，这九个部门取代并成为了后来内阁的雏形。
　　后来又查漏补缺地顺应组建大海军的需求，成立海军部。
　　参军院则被改制为军谘府，起初这一机构也是由陆军部管制，后来则因为军事需要而被独立出来。
　　此时的内阁并不像后来那样由平章军国重事领导，而仍然由政事堂的多位平章政事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管理。
　　这一时期，为了平息日本地区的持续性暴动，朝廷的官员职位，不再对出身地有任何要求。
　　不要说是出身于瀛洲各都督府辖区的百姓，就算是一直出生国外，且一直在海外受教育的人，也能够毫无阻碍地担任朝廷的全部公职。
　　一大批来自乐浪、瀛洲、昭南和青丘的海外属地士人，因此在天末改制以后，粉墨登场，挤进来了冠盖如云的开封朝堂。
　　他们各自在本地富商的大力捐献支持下，于开封采买土地，修建了风格各异的会馆，供海外士人聚会之用。
　　两鲜会馆（即指乐浪和熊津两个朝鲜辖区）、瀛洲会馆、南洋会馆、青丘会馆……
　　这些建筑风格迥异于内地的堂皇会馆，作为新文化的载体和宣传中心，也为开封的市井文化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
　　开封是一座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但实际上到顺初的时候，经过几百年的衰退和明末以来多年战争的破坏，它的人口已经不能算作大都会之列，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已经明显落后于江南地区的诸多都会城市。
　　开封虽然位在中原的中心，但至少就顺初的情况来看，开封城市在当时已经显露明显的衰退之象。
　　它后来冠盖盛于世界的种种梦华，大部分都建立在其作为大顺这样一个世界帝国首都的行政地位之上。
　　所以顺朝的开封，与宋代的开封在城市文化上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它依旧是一座市民城市，可又更多是一座世界的帝都；它的市民文化依旧发达，但又增添了更多权威的色彩。
　　开封在中原，但它的市民却来自大顺这个世界帝国的每一块属地，所以人口的构成可谓空前复杂。
　　开封人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的、绅士的、殷勤的、应该被赞颂，但是他们自己却跋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所幸顺朝的汉字通识教育十分成功，虽然一些海外属地的国民来到开封以后，不能流利地进行对话，但是笔谈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汉族的比例，即便是在顺朝版图最大的时期，也占到了差不多88%的样子。
　　可开封客观上来讲，还是一座相当多元的城市，因为许多少数民族的王公和精英阶层都移居这座城市，构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市民文化。
　　这座城市在高宗朝时拆毁了全部的古城墙，使得城市范围扩大了数倍以上。
　　黄河的治理工程是世祖李来亨的遗训，大顺对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条河流的治理工作持之以恒，坚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算基本上完成根治。
　　在三河中，无疑黄河的治理工程花费人力物力最多。
　　毕竟黄河的存亡关系开封的危亡，一条河流、一座城市，命运相互缠绕，好在顺朝的执行力比两宋强得多，国家有足够的毅力彻底根治黄河水患。
　　哪怕要花费一百多年的时间。
　　考虑到开封的人口里，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世祖朝以后，才从大顺分布全世界的无数属地里迁徙来京的；
　　考虑开封的城区面积里，十分之九的部分也是在世祖朝以后才建设起来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座城市并不是两宋以来开封城的衍生，它虽然诞生在宋朝开封府的基础上，可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城市。
　　而且在城市的气质上，也更接近于长安那样世界之都的气质，而非是宋代开封的市民文化气质。
　　其实李来亨本人，因为开封城无险可守，又有黄河水患的危险，一直是心之念念迁都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