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心里总有种不安，直觉这不会是个简单的案子。有天晚上我把自己的担忧表述给胖子时，他说道：“凭直觉，胖爷也觉得这里面水深得很，不是你我这种小小鱼小小虾能游过去的，所以干脆就别想。”
等所有事有了一个终结之后再回头想他的话，我倒佩服他那和体型般配的心大了。有些事情，不知道是一种幸福，这确实是一句只有知道太多的人才能说出口的感慨。
当我一度深陷在案子发展后来某种求不得的痛苦中时，也曾抱怨过，那时候，我怎么就没有多想想呢？
现在心平气和记录下这些事情的我，倒可以为当时的自己开脱，平心而论，这是我任职以来碰到的最为复杂的系列案件，且不论其跨及的地域之广、涉及的部门之繁，单说那深陷其中的三代人的纠葛，就令我心力交瘁。
而它的结果也证明，无论好坏都不是我能够控制，或者说倾一个人之力能挽回的，即便那时候思考深入一些，也无法避免后来万劫不复滑入的深渊。毕竟每个时段有每个时段要愁的事情，而那时候，我多余的CPU空间都贡献给闷油瓶的身份了吧。
在余杭的时候，我还抽手联系了一下市里统一调度中心，结果接警记录里依然没有类似的报案。联系网监部门的沈琼，得知在网上也没有类似信息，而且由于没有了后续，微博里的热度没几天就被新的话题取代了。
闷油瓶的身份比李四地的还难搞，因为我不可能放开去查，至少不能在他从老痒宾馆跳窗逃离后，一步步调取附近的监控看。
单从最近几次见面得到的信息看，他会开车，而且技术不错，但没见他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身份证件，本市也没有接到家人报警，总不能是从外省市沿高速走过来的吧。
问他本人不可能得到什么了，我已经深有自知之明地放弃了这条路。失忆这种借口吧，如果不是出现在某些矫情也可以的场合里——当然这里不包括面对一个警察——基本上它只包含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因为我是不会回答你的”。
因此关于他的来历我也只好脑补，这几乎成了我在余杭晚上少有的乐子，比方说联想他身上有伤，或许是家里人联合杀他，然后弃尸郊外，以为他死了就放心了？那他怎么还装失忆呢，不应该赶紧杀回去——不是，是报警吗？
多方便啊，我就戳他旁边，一天三遍的问，上赶着一样。说起来之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我也不这样，可能是最近受群众路线教育得改头换面了。
要么是情杀？为了庇护爱人所以选择不报警，还在原地默默等候爱人回心转意？
不对，他那样子挺精明，不像那么蠢啊——哎呀，我纯洁的思路这几年快被胖子带沟里去了
但是，汪局那天无心的一句“陆军水平”触动了我。虽然闷油瓶全身上下并无一丝军人的气场，比如他那肤色、性格和散漫的做派，但身架体格和本事是有那么点意思的。
常说军警一家亲，但实际上没有那么亲，甚至关系还很不好。
就我的立场看来，警察还是比较处于劣势的。警察办案如果涉及军方的资料，若非重案大案，再没点门路关系，那是求祖宗也要不出来的；而各个地方军人犯点小错误，比如随意停放军车、酒吧砸场子之类，警察也是能大事化小就化小的，毕竟谁也不想看到自己在的派出所被砸。
最让警察心里添堵的，还是保险和死伤后的抚恤。
据喝酒后听潘子白话，自部队提高军人伤亡待遇后，可以说他们身上是有三重保险的，并且12年还专门颁布了《军人保险法》。基本上，一名因公牺牲的排长或战士的抚恤标准，至少在150万元以上。
而我们警察呢？除了各个地区自己给上的公费医疗和团体意外险之外，很少有保险公司满面笑容愿意接受我们投保的。因为在保险公司看来，我们属于第五类高风险职业，要交比普通人贵3－4倍的保费，同时还需要修改条款以缩减保障范围，这才能给我们投保。
因此，民警因公伤亡待遇明显偏低，有时甚至比辅警还低，因为他们算是企业职工。打个比方，假如一位在编民警和一名辅警在执行任务中同时牺牲，享受企业职工保险待遇的辅警的抚恤可达40余万元；而民警的抚恤待遇仅为本人生前工资的20倍，加上公安部特别补助金10万元及省公安厅补助6万元。
更别说大奎那样的防暴警察更惨，因为保险公司对他们拒保。所以，即使看见大奎努力在三叔和其他领导面前卖好，我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不过话又说回来，军人不都是子弟兵吗？像闷油瓶这么高冷真的好吗？
或者在我所不熟知的军营文化里，大家是这么理解的：要是一个战士有闷油瓶这么个长相，再不高冷一点的话，就是个捡肥皂的命吧。
第二十七章
在余杭呆了不到四天，等他们开始着手布控抓捕，我们就回来了，正好赶上给即将远赴湖北的潘子饯行。
不过，当然了，说是饯行，也不过是中午在食堂点两个小炒，毕竟一个出差也没人当回事。
本来说好三叔也会来，我们还等着他付账呢。结果快到中午时，他被郑局一个电话叫走，见领导去了。于是饭桌上就剩下我们老几位。
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几个年龄性格差异挺大的能凑在一起，这事情说起来还挺神奇的。
警局内部就像其它各类行政机关一样，即便是相同部门，内部也会形成各型各式的小团体。比如一般内勤、宣传等部门的妹子们会坐一桌；而老爷们数量太多，就复杂了，基本上外地内地有别，然后当官的和下属不一起坐，再来是喝酒不喝酒的分开，最后已婚未婚还要分一档。
刑侦队里我们几个情况都挺特殊——胖子小花潘子我都是外地的，都单身，然后还都混得不错——以至于我们基本上融不进去现有的小团体。理由很简单，我们晒政绩或者分享路边看到的妹子照片时他们只能眼红，而他们聊的那些奶粉尿布什么的我们也不想听。
人来齐了后，四个人互相问了问手头的案子，不失时机地倒几句苦水，说来说去话题又绕回到了共同的案子上。
像这样成立专案组，投入很多人力去调查的案子，能掌握全部信息的只有直接负责人，也就是三叔或者小花级别的，其他探员手中的线索多少都会有些断层。
若是最底层的警员倒不用在意什么，就像蚁群中的工蚁一样，执行上级交派的任务即可。但像我和胖子这种直接参与破案，却又不能掌握全部信息的中层人员就很苦逼了，再加上我们还为别的案子离开了一段时间，从潘子口中套点话出来就成了当务之急。
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武汉人事局方面给出的回答一律是不知情。等接到武汉公安方面的初步交涉后，那边才稍微松了口，承认说他们工资福利与退休处的一位职员，曾接受一位局长所托做这个事情。
但当问及汇款理由，以及是否有被害人相关人事资料的问题时，人事局方面给出的答案还是不知情。
而武汉公安联系交付任务的那位副局长时，也被对方告知是受人之托，只是帮忙给指定人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第三等出一笔生活费，对接受汇款的人不甚了解。但是从他处得知，托付他办事的是当年武汉市公安局的二把手。
“然后呢？哪位二把手呢？”胖子扒拉着盘子里的肉，追问道。
我听潘子说得这般曲折，心里早有了不好的预感，心说没准又是死胡同。就听潘子道：“嗐，别提了！这不是年前整治裸官嘛，那局长也在名单上，没想到他女儿争气，趁澳大利业还能搞投资移民的时候抢到了居留权，人家直接辞职不干了。”
胖子闻言惊讶道：“所以说，那位是抛弃了祖国——不对是祖半球——奔向了火热的南半球了？”
潘子和小花无言地点点头。
“那现在怎么办？你还去湖北干嘛？”我把筷子放下，问道。
“哦，是这样，我们要求湖北那边帮忙找曾经给那位二把手当过司机或者秘书的人了，最近会有消息，所以过去调查一下。”潘子回答道。
“那你们有没有继续查李四地和定主卓玛的关系？”我还惦记着之前自己的推论，向潘子问道：“湖北——说回来，定主卓玛是怎么在湖北认识她丈夫的，你们查了吗？”
“这回过去是要查的，不过突破口可能会出现在山东，比如为什么一个在编警员会被派往湖北。”
“之前青海那边没调查吗？”
“他们又不知道湖北的事情。湖北的丈夫又已经死亡，不会有嫌疑。” 在潘子用筷子抢走最后一块肉后，胖子愤怒地扔下筷子，没好气的插嘴道，转而去玩手机了。
“定主卓玛是山东警察，不知什么原因在湖北呆过，然后李四地在知道她的死讯后，向湖北武汉公安局打过电话——太奇怪了吧？”我总结了一下，越想越不对。
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小花突然若有所思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