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的孩子们/苏联公务员爱情故事 (Valerian)

　　“瓦西里。”
　　“好吧，也许没有听起来那么好。”
　　“他应该没有看见我们。”
　　“看看我们四十八小时内会不会被开除就知道了。”
　　菲利克笑了笑，没有说话，低头看着自己屈起的膝盖。瓦西里想象着一只灰色的兔子窜过草丛，消失在地洞里。他想过去亲一下菲利克的额头，犹豫了一会，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在楼下等你。”他拉开/房门，回过头来，“菲利克？”
　　对方抬起头，挑起眉毛。
　　“别去黑海，让善良的邻居照顾你一个夏天。”
　　他及时关上门，挡住了菲利克扔过来的枕头。
　　——
　　他猜对了。不管菲利克口头上怎么说，最终还是会听瓦西里的话。当妈妈敲门进来，告诉他菲利克没法去“达恰”度假的时候，瓦西里费了很大劲才把快到嘴边的笑意压下去，皱起眉：“怎么了？”
　　“他发烧了，说是食物中毒。听着，小熊，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这样，但你这个夏天可能要照看一下可怜的菲利克。”
　　“为什么非得是我？我没空。”
　　“我知道，小熊。”妈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拍拍瓦西里的脸颊，她的手还是湿湿的，带着面粉和糖的味道，“当个好哥哥，行吗？”
　　“有尤莉娅一个就够烦了，谢谢。”
　　“不准这样说话。”妈妈掐了一下瓦西里的脸，好像他还是个十岁小孩，“每天至少要到对面去一次，知道吗？不准摆脸色给菲利克看，他也不想生病的。”
　　“知道了，妈妈。”
　　爸爸的汽车还没驶出亚森捏沃，瓦西里就已经搬进了菲利克的卧室，锁上门，花了至少一个小时和菲利克缠在毛毯里接吻，庆祝两人的小阴谋顺利执行。他也许撕坏了菲利克的衬衫，但两人都忙于床单上的小游戏，没空查看扔在地上的衣服。
　　菲利克坚称公寓里有窃听器，瓦西里不知道他这个荒谬想法是哪里来的。诚然，克格勃第五总局在莫斯科布下了巨大的蛛网，但总不至于窃听军官的家。为了解决争执，两人拆了一台旧收音机，把里面的无线电收发器改造成一个简陋的监测装置，果真在奥尔洛夫少校的卧室里搜出了唯一一个窃听器，藏在木制衣柜的缝隙里。他们跑到阳台上，压低声音争论是否要销毁它，瓦西里一开始不愿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认为是中情局渗透莫斯科的证据，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特工居然会用苏联制造的窃听器。两人最终决定把窃听器留在原处，用衣服和被子盖起来，既不会引起第五总局的怀疑，又不至于让他们听见不该听的声音。
　　瓦西里在总部阴阴森森的档案室里做了三个多月无聊透顶的文书工作，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象。1970年夏天在他的记忆里更像一段醉酒之后的幻觉，堆积着性、汗水和压抑着的尖叫，夹杂着一种大难将至的紧迫感。房间变成了乱糟糟的露营地，毯子和枕头扔在地上，他们就在这些柔软的织物之间纠缠，争相在对方身体上留下抓痕和牙印。瓦西里喜欢把菲利克的手臂扭到背后，一边往前挺腰，一边俯身咬他的脖子，就为了听听菲利克的呜咽。菲利克喘息着叫他的名字，直到瓦西里把他翻过来，堵住他的嘴唇。
　　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瓦西里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和菲利克每天像穴居人一样睡在地板上，在清晨的微光里恋恋不舍地接吻，却始终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更没有谈论接下来怎么办。也许是因为衣柜里的窃听器，又或者说菲利克和他一样一开始就明白不会有“接下来”。这只能是短暂夏天的幻象，甜腻，充满气泡，用蜂蜜和薄荷甜酒灌满他们的脑袋，但终究是幻象。
　　“我有礼物给你。”菲利克说，那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们各自的家人次日就要回到莫斯科来。两人汗淋淋地躺在单人床上，呼吸和心跳都还没平复下来。瓦西里侧过身，把手放在菲利克腰上，心不在焉地抚摸那里的一小块瘀青：“谢谢？”
　　菲利克推开他，抓起衬衫披上，踢开落在地上的枕头，在抽屉里翻找，把什么东西握在手里，回到床上。瓦西里坐起来，靠在床头，看着他。菲利克冲他微笑，志得意满，像只把金丝雀叼在嘴里的猫咪。
　　“可惜不是新的，我也不确定你喜不喜欢，不管怎样，我已经请人在上面刻好字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菲利克抿了抿嘴唇，像是感到害羞，把手伸到瓦西里面前，摊开了掌心。
　　——
　　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上尉关掉水龙头，抹了抹脸上的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三天没刮胡子了，也不记得上一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双眼布满血丝，脸上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他中学时曾经是个游泳健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嘴里涌起一股腥苦的咸味，瓦西里以为自己流血了，但那只是水而已，沿着下巴流下来，滴在洗手台边缘。
　　他下意识地摸摸胸口——他总是把菲利克送的打火机放在制服内袋里的——这才想起自己刚才把那件银质小玩意扔在楼上的办公室里了，口袋里现在只有那封没拆开的信。这让他更烦躁了，低声咒骂起来。听到声音，等在洗手间门外的那个斯塔西把头探进来，问他是不是准备好去开会了。瓦西里吼了一句“滚开”，那人识趣地闭了嘴，缩回去了。瓦西里知道自己在东柏林的名声，斯塔西们背后嘲笑他像只坏脾气的老狮子，喜欢吼叫，牙齿却掉得差不多了。
　　而且菲利克恰好在最坏的时候拔掉了他最后一颗牙。
　　他闭上眼睛，试图回忆最近一次见到菲利克时的情形，然而他疲惫的大脑仍然沉湎在十九年前的夏天里，从箱底翻出了阳光下闪烁发亮的小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在那里游泳，当然谁都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菲利克从浅滩上来，滴着水，发现瓦西里正盯着他看，笑起来，又脸红了。“菲利克”在他心目中始终是容易害羞的小老鼠，听话，安静，需要瓦西里的保护。但菲利克早就不叫菲利克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他的工作名是彼得，克格勃内部流通的文件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彼得·奥辛”。即使在第一总局里，知道这位“彼得”真名实姓的也只是少数。只有瓦西里私下里还在用他儿时的名字称呼他，菲利克并不阻止，但每次都显得有些尴尬，好像被错认成另一个人一样，好像“菲利克”是他急着丢弃的一件旧衣服。
　　信紧贴着胸口，像一块烧红了的木炭。瓦西里很确定菲利克此刻已经死了，躺在哪条污水横流的小巷里，太阳穴上有个血肉模糊的弹孔。就算他暂时还活着，那也活不了多久了，大半个欧洲的克格勃狼犬都在搜捕他。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他的菲利克早就死了，不是突如其来的谋杀，而是天长日久的蚕食，直到最后只剩下“彼得”。
　　瓦西里摇摇头，重新拧开水龙头，把冷水泼到脸上，胡乱用袖子擦了擦，禁止自己再想菲利克。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东柏林危在旦夕，就像即将崩溃的堤坝，如有必要，瓦西里决心一个人挡住洪水，而且他已经迟到了。


第10章
　　瓦西里是在1970年年底“进入旷野”的，这是情报学院毕业生之间的一个玩笑，意思是外派到铁幕另一边去，在笼子里打闹了这么多年，总算要被放出去跑个够，虽然后腿上还绑着克格勃长长的锁链，但好歹是出去了。他才刚离开学校四个月多一点，要是他爸爸不是克格勃少校，瓦西里也许还得等上好几年才能得到外派的机会。
　　总部保持了一贯遮遮掩掩的鬼祟作风，提早好几个星期安排他拍照片，没说为什么。出发前一天才通知他，只给他留了十二小时收拾行李。他没来得及告诉菲利克，后者已经回到学校去了，打电话太冒险，要经过情报学院的审查员，而且还会留下书面记录。自从在菲利克家里发现窃听器之后，他就对电话、台灯、碗橱和衣柜产生了全新的怀疑。瓦西里写了封没有署名的短笺，本想交给尤莉娅寄出，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借口出去抽烟，偷偷把那张纸烧掉了。
　　贴在护照上的签证是奥地利的，瓦西里原本以为自己会在维也纳的使馆里工作，事实上却被关在好几条街外的一家油腻腻的熟食店里。一楼是作为幌子的店堂，有一排落满灰尘的货架和一个塞满火腿和干肠的玻璃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卖放了冰块的基尔酒。二楼是克格勃的情报站，一个长霉的密室，堆满窃听设备和无线电发射装置，要到这里来还得先上阁楼，通过地板上的一扇暗门爬下来。大多数时候只有瓦西里一个人在里面，戴着耳机，监听一个西德外交官。当地外勤在他家里安装了十几个窃听器，瓦西里裹着大衣，在这个没有暖气的老鼠洞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咳嗽声，皮鞋在硬木地板上的敲击声，打开酒瓶的叮当声，婴儿号哭，模糊的谈话，一天十几个电话，打给修车行，打给肉店，打给保姆，打给餐厅，餐厅又打回来——“11号晚上七点半，五位客人，对吗先生？需要订酒吗？”——打给大使馆，使馆打回来，换了加密线路，听不见了。瓦西里揉搓冻僵的手指，一字不落地抄下他能听见的每一段对话，翻译成俄语，锁进一个特制的红色铁箱里，留给夜班发报员加密，发回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