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诚]许多年 (chloec)

　　叶先生算是学校里思想开明的老师，他专心学术，人又年轻，对各种政治活动都十分宽容，虽然鼓励学生专注学术，但如果有政治活动，他也愿意寄予支持。工学院一些学生甚至在他的帮助下租到了活动教室，每周六凑在一起研究大炮军火，仿佛这国家振兴缺的只是一两门无坚不摧的大炮。
　　他对此存疑，但又按捺不住，想加入他们。然而学校的进步组织都是分系别的，多得是叫人懊丧的选拔制度。商院尽日地讨论经济政策，在他看来，假大空；工院只在一杆枪上纠结到死；文院不提，他听不懂，也觉得尽是疯子；他们理院穷鬼居多，忙着打工都来不及，就算是有闲，一群人凑在一起最后也是说起粒子来。如此也是十分懊丧。
　　阿诚见他不说话，歪过头问他：“你怎么啦？”
　　“心烦啊。”
　　“烦什么？”
　　“出路啊。”国强不愿与小孩子多言，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含混道。
　　“大哥说了，先做好手头的事情，不能没做就想出路，事情做好了自然有路可走。”阿诚道。这话其实是明楼教育明台好好学算术的。因着明台说学算术将来出路就是个算账的，他不要学，明楼便说这话来教训他。
　　国强怔了怔，回头看看正与叶先生聊天的明楼，忽然对这个大少爷小小地刮目相看了一下，揉揉阿诚的头发，道：“你大哥还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我也是挺惊讶的哈哈哈……”
　　他下手没轻重，把他头发都弄乱了。阿诚恼火地要去打他的手，国强还没笑他脾气大，就听得亭子里明楼训他：“钱国强你别手欠！”
　　唉，不就是欺负我没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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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叶教授有原型，叶企孙先生。父亲与祖父的经历，个人的经历都是照搬的叶先生。
　　2. 杨先生有原型，杨杏佛先生。
　　3. 钱国强有原型，钱三强先生。因为经历和时间问题，没有完全对上，也正如袁殊同明楼的关系一般，借鉴了部分人设和经历吧。


第08章
　　他与阿诚没有直接回上海，先回了苏州，接了大姐和明台。明台过年吃胖了，吃成一个小胖子，棉袄也要裁新的了。阿诚还是老样子，便显得瘦了。大姐说起大哥没尽责，一定全带他在食堂打发了，明楼只觉得冤枉得可以，又拦不住大姐把苏州买的糕点分一半给阿诚，见他每天看书都在那里吃吃吃。那日明楼要查一个注，翻开《陶渊明集》一股芝麻味，大半夜被香味勾得饿得慌，悄悄把阿诚剩下的芝麻酥给吃了。第二日阿诚见芝麻酥没有了，追着明台满院子跑。明台有偷吃被逮住的前科，连最宠着他的大姐也不信他的委屈，叫他把还没吃的茶饼和绿豆糕都给阿诚赔礼，罚他一周不准吃零嘴。
　　罪魁祸首明楼心里虽然对小弟弟颇为抱歉，不过也着实不好意思说其实是自己吃的，说是约了人，带上帽子就溜出去了。
　　他们约在上海大学的一个活动教室里，因为是寒假，时间比较充足，所以每天都会见面，如果是平日，每周末聚会一次。他本有些疑虑，不知道应不应当背着大姐接触这样的政治化的读书小组，后来接触下来发现政治意味并不浓厚，因着许多都是学经济和政治的，凑在一起讨论各国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得失，确有许多裨益。
　　《资本论》不是他们的必读读物，但是明楼有一门选修课的老师将这个列进过书单，明楼也读过一遍，初读之下只觉得颇有新意，然而细读下去，又有些不同的理解，最后忙着准备期末也没有去问。学校里还是倾向于奥地利人的。是如今趁着有读书会，便找机会提了出来。有一个叫陈云的，在商务印书馆做事，颇为好学，抓住机会读了许多书，对社会主义经济了解较深，与他这个科班生，倒是有颇多可以讨论争辩的地方。碰巧杨先生在上海，他索性将这两人分作两边，叫他们讲讲自己的观点，大家也可将不懂的讨论得清楚些。
　　“我的疑虑主要是围绕价格和资源的调配而展开。在一个存在私有财产经济的前提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可通过价格来调节他们的生产和购买，以此为导向而进行资源的调配。然而在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产品按需分配的共产社会里，失去了价格的导向，我们很难获得按需分配中的‘需’。由此，社会资源的分配就会变得低效，从而对生产力产生负影响，如此又进一步阻止了按需分配的可能。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条件使理性经济计算为不可能。这里，我并不想把话说得那样绝对，然而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确实没有更有效的手段来进行资源的调配和生产活动的安排——除了市场自己。”明楼说完看向陈云。陈云长了一张方脸，带个鸭舌帽，显得脸没有那样方，笑起来很是稚气，说起话来却条理清楚，半点孩子气也没有。
　　“古典主义的这套如果真的有效，欧洲之前的经济危机难道是巧合？巧合了这么多次，也就算不得巧合了吧。如果不是巧合，那我不禁要问，市场真如明兄说的那样有效么？”他走到黑板前，在黑板上画了四个环环相扣的圆，“要实现你所说的合理的、理性的调配，一者，不可有保护主义。地区保护主义，国家保护主义，怎样都都不行。”他在第一个圈里写了一个保护主义，然后打了一个×。
　　“二者，没有垄断。如果大家都喜欢同一样东西，势必会造成‘垄断’，这样你所说的合理调配也不是不可行的。”说着在第二圈里写上垄断，又打了一个×。
　　“三者，我们人人都是土行孙，日行千里，所有的买卖交易，都只要付货物钱，而且一眨眼就立等取货。”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这第三个圈里写什么，明楼站起来，在那圈里写上一个“交易的其他成本”，然后替他打了一个×。
　　陈云笑笑，再第四个里头写上“蠢蛋”然后打一个×，笑道：“最后也最重要，这世界上一个蠢蛋也都不许有，大家都要知道正确的价格，根据价格做最正确的选择。”
　　写完抹了抹手，陈云笑道：“这四个条件，一个做不到，你那市场就不管用。市场一不管用，就又来老一套，我们太好啦——我们不太好——册那完蛋啦——总算喘了口气。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把人民再剥削一遍，反反复复，不见得有怎样高明。再者说了，你说我们没办法知道需求，那可不一定。很多年前，我写一封信寄到北平去，马车要走上小半个月，现在你能拍电报——不是针对你，只是瞧着你家兴许还有电话呢——消息已经快了许多，将来，或许有一天北平需要什么，政府立即就知道，立即安排好，苏州的厂子当下就能产。”
　　“你的说法有道理，然而也是建立在将来的基础上。打个比方，我家在上海有设米粮的门面，最快最快也要当天收柜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一天的卖量，只有最有经验的老掌柜才能根据天气和销量估计出这之后的情况，决定苏州那边送多少米过来。他们现在还是靠去一个人到苏州下单子，再假设我在两处都设了电话，最晚也要头天晚上才能告诉他们。夜晚要是开工，工人们也要休息，不太现实——否则真成了你老说的剥削了——算作他们第二天一早开工吧。土行孙是稀罕人物，送米到上海，我们还是用船的。我们再奢侈一些，用汽车，最快也要一天才能运完。这种情况下，已经多出一天库存的风险来。我们用方差折算一下便可知道这里头的有多少风险。这是如今市场的调节，若是再多出一环来。我连夜把上海所有米店的掌柜的都叫来，一起算，算上一晚上，兴许能算出来这总需求量，然后告诉一个统领的机构，叫他统一安排起来，再告诉江浙送米过来，这要多久？自然，这也有好处，如果安排得当，省却许多无谓的路费和损耗。然而这中间的人力花得太多，时间上也拖得很长，米这种东西如果天气不好，多出多少损耗？这还只是米，换做水果呢？换做鲜花呢？总不可因为将来能飞，如今连路也不愿意走了。”
　　两人一齐瞧向杨先生，杨先生笑了笑，道：“两个小友说得都很好，现如今在欧洲和美国，两个观点也是互不相让。与我个人而言，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 因着这时代和生产力也在不停发展。你们两个人争论的核心，便是如何确定价格，了解需求——或者在阿云的体系里，‘价格’直接过渡到了需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中，他沿袭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而在一个共产的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当采取按劳分配，劳动时间本身就可以作为领取物资的条件，如此生产与消费两个系统就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得这个系统运转下去。而当生产力强大，科技也足以为我们提供按需分配的信息基础时，这个系统自然也能过渡过去。而在明同学的观点中，价格是由于我们的对于一个商品的偏好程度排序而定，排序最高就会被生产——市场正是通过这个由价格反映出来的需求排序来确定资源的调配与生产。然而我这里也有一点个人的观点，我的实际经验是单纯的序数效用似乎过于理想化了，自然，我也不是这个方向的，改天有机会，你可以去美国了解一下这个分支的进展，我记得在Harvard的时候，有数学系出身的转到经济这里，对这个十分有兴趣。如果你对这个分支感兴趣，我可以为你写推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