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汪舜华点头，心说这些年朝廷上下都习惯了考试，不管文的武的化外的，也不管宗室进士举人秀才，或是资格赛选拔赛，甭管怎样，要进体制内，基本都免不了来一遭——当然土司、新省的和尚，以及战场上挣到的和特长生除外。
　　不过怎么考试是个问题。
　　商辂站出来说：“虽是用汉语考，但考试内容也应该明确。”
　　章纶道：“自然是要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
　　商辂道：“整个藏区能说汉语的人都算得上凤毛麟角，遑论四书五经！便是通读的都不多。”
　　章纶道：“那也不能考佛法。”
　　徐溥道：“要不考《大明律》？让他们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丘浚道：“土官治土民，压根儿不照《大明律》来；何况那书很厚。”
　　这是实情，汪舜华想了想，看向皇帝：“经过这次的事，该给那些土霸王立规矩了。皇帝，这件事你来主持，拟定章程，作为藏区遵循的准则，也作为他们考试唯一的内容。文殊皇帝的话，谅他们不敢不从。”
　　帕竹政权虽然实力强盛，但毕竟只是地方政权，况且造反之后有不少抗命不遵甚至迎接王师的，趁着朝廷无暇顾及，扩充势力，朝廷也只能认了，因此第一批土官的规模不会很大。
　　然后是藏僧的管理。
　　明朝对各派僧人赐予封号，等级很多。除了三个法王和五个地方王，还有二个西天佛子、九个灌顶大国师、十八个灌顶国师和数量众多的禅师、都纲、剌麻等僧官。其中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五品，禅师为六品，品级不高，但是名头很能唬人。
　　章纶就愤慨的提出：“番僧乃异端外教，蛊惑人心，汙染华夏；尤其此辈欺罔惑世、縻财蠹政，堪为浊乱圣世之大者。”
　　夏时正更是慷慨陈词：“西番之教，邪妄不经。从北京到拉萨，涉数万之程，历数岁之久，道途绝无邮置，人马安从供顿？亏中国之体，纳外番之侮，无一可者。”
　　杨守陈同样愤恨不平：“前者，朝廷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服玩拟于供御，锦衣玉食，徒类数百，竭百姓之脂膏，中外莫不切齿。其间甚至有中原百姓学习番教，以图宠贵。”
　　用了“前者”，大抵因为汪舜华对这些番僧不感兴趣，执政后就都打发走了，留下的都在四译馆办差，翻译书籍，出使藏区。
　　但是景泰以前番僧相当得宠，前几年皇帝在东宫，也喜欢召见番僧，不能不让群臣惊心。
　　皇帝想了想，同意了，现有的不必革除，待其自然消亡；将来只册封禅师、都纲、剌麻等职位，法王、王等名目则换成阐化、辅教、阐教、赞善、护教。
　　皇帝亲自召集此番入京朝贺的西藏土司和番僧，反复商讨，呈上了章程，大致有五：
　　一是明确青海、西藏、四川三省藏区的范围。西宁等府循汉俗，其他地区从藏俗。
　　二是驻军。朝廷派遣三千人马，前后藏各驻1000名，江孜驻500名，定日驻500名，前藏由驻拉萨游击统辖，日喀则、江孜、定日由日喀则都司统辖。
　　三是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所有地方官员以至活佛，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
　　四藏区管理原则。土官治土民，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官员和僧官的品级、选任都要明确。土官要经过北京考试，除非犯法被夺职，否则任职终身。僧官你们要转世，可以，但是也要考试合格才行。朝廷改崇福寺为法源寺，专向西藏、景泰等省高级僧侣传授戒法。
　　五是差徭标准，肯定没办法执行，但可以用来削人。
　　皇帝很高兴，拿着这东西来见汪舜华。汪舜华记得当年乾隆制定了三十来条，毕竟是第一步，跨出去了就好，很爽快的同意了，只是加了一条：“他们的那些僧官都要转世，万一同时有几个孩子出生，该怎么好？”
　　皇帝一怔，摩挲着下巴：“母后顾虑周全，臣倒是没有想过。”
　　汪舜华道：“我看，就以你的名义，赐给他们一个金瓶，供奉在布达拉宫。凡有番僧转世，确定灵童，就由驻藏大臣汇聚各派高僧，将几个孩子的名字写于纸上，放入瓶中，由驻藏大臣捻取，捻着就算。”
　　说得好听，就是抓阄。
　　皇帝很高兴：“母后吩咐的事，如此一来，就免得他们互相串联作弊。”
　　尽管制度不同，但人性相通。藏区信奉转世，但指着刚出生的孩子说他上辈子是高僧，估计比赵高高不到哪里去；还不是几个实权家族相互指认，然后养作傀儡。
　　既然朝廷要册封你，你就必须也只能为朝廷所用！灵童必须由朝廷来确定，确定后送到指定的寺庙学习，考试通过后才能坐床，这样相互牵制，谁也别想一家独大！
　　想了想，汪舜华又加了一句：“还要加一条：僧官不论品级，若犯十恶，必须夺职，不许转世。”
　　皇帝称是。


第392章 和钟
　　明年又是会试之年，临近年底，大批学子云集京师。
　　此刻，跟随皇帝到天坛祭天的宗室文武听着新编订的乐舞，看着新铸成的编钟，同样挺直了胸脯——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在弋阳王奠壏的亲自督造下，终于成功铸成一套大型编钟，虽然不及曾侯乙编钟的逆天，但胜过以前太多。
　　——明朝自然有编钟，但一直以来君臣都不满意；当然他们不满意的不只是乐器，而是整个乐歌制度。
　　太祖建国初年，曾经制定了宴飨制度。当时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进膳、迎膳等曲，都用乐府、小令、杂剧，流俗喧哓，淫哇不逞。太祖很不满意。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成，太宗更定宴飨乐舞。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
　　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
　　只是当时国家多事，景帝实在没精力在这上面花功夫。
　　建极改元，广求直言，礼乐制度就被提出来了。以前皇帝亲耕耤田，教坊司用杂剧伴奏，中间有狎语，大家也就一笑；但是现在太后当家，再不整肃，太后没脸，朝廷也颜面尽失。
　　因此，建极元年，礼部尚书薛瑄上奏：“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肆习，年久则量授职事。”
　　詹事府詹事邹干也指出：“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应该厘正；且太常官恐不能当制造乐器、协调音律之任。”
　　汪舜华想到大宴时的伴奏，比后代的“擦掉一切陪你睡”高不到哪里去，以前没当回事，现在估计真就成了笑话。
　　于是行文各地，有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这才有了后来的乐府。
　　建极二年，朝廷在百忙之中更定了乐章，严禁筋斗百戏之类掺杂期间，由翰林院会同各部门重新编订歌曲。虽然辞章带着陈旧的酸腐气，但好歹能摆上台面了，反正这种乐曲讲究的就是堂皇正大、不功不过。
　　只是汪舜华对着乐器很不满意——别的不说，就那编钟，不知道被曾侯乙编钟甩出多少条街：太宗皇帝铸造的也就16枚；曾侯乙编钟可是65枚！数量说明不了什么，关键是一钟双音！
　　汪舜华亲口问了，没这功能！
　　汪舜华当然知道曾侯乙墓在哪里，毕竟名声太大，纪录片就拍了好几部，国宝节目也经常说；但不可能派人去挖，要保护太难，技术上跟不上，何况天灾人祸的，说不定出土就变成浩劫。
　　甲骨文同理，虽然在安阳一带，这玩意估计还在被当成疗伤圣药被涂抹，但毕竟大半部分被埋着，万一身价飞涨，估计那地方很快会被挖的遍地狼藉，想想萌萌哒的妇好鴞尊、精美绝伦的云纹铜禁还有美轮美奂的莲鹤方壶，还是算了。实在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让这些国宝遭遇任何不测，除非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既然不能挖，就自己造，不相信明朝的技术比不上春秋战国的，虽然在青铜冶炼方面确实比不上。
　　于是和群臣商量：“大宴乃华夷宗室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
　　薛瑄马上跟上，从音乐的起源、发展、功用开始，认认真真的分析当前雅乐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音乐不协，风气不正，您教化万方也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话都说到了这个地步，内阁、礼部、太常寺也很支持。后代音乐只是娱乐，但在现在被赋予了政治含义：音乐不只是抒发感情、发泄情绪、表达情意而已，它的正与不正，关系着一国的治乱、社稷的安危以及个人的心境与健康，是严肃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听中音，纳和声，出嘉言，修正德，才是中正之道；否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礼崩乐坏、国将不国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