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汪舜华接到了林聪弹劾的奏疏，一幕幕惨景如在眼前。
　　难怪当年诉苦大会和三查三整后，军队的战斗力脱胎换骨。
　　如果自己不是地主阶级大头子，也想搞个公审大会！
　　于是下旨林聪：“即刻将凶徒正法，就在曲阜县衙外！”
　　就是要让你睁开眼看清楚，现在是谁家天下！
　　林聪领旨，五月二十三日，将犯下死罪的十八人在曲阜县衙外斩首示众，临刑前还宣读了他们的罪名和太后的判决，随后将脑袋悬挂在城门上示众三天；其他一百零五人判了流放，扒了裤子，在县衙外一起趴下打屁股然后押解海南。
　　衍圣公府内一片死寂，但曲阜城内人人奔走相告，鞭炮声震耳欲聋。
　　当然，有了这样的声势，一切都好说了。
　　各省清量土地人口的工作开始全面推进，一些府县的数据开始陆续上报。即便只是一小部分，还是让所有人禁不住感叹：前些年土地和人口隐瞒真的太严重！现在一清理，人口居然多了差不多80%！
　　——明朝的人口一直是个谜。见于史籍记载的最高峰值，是明太宗永乐元年的11218821户，22818333人；此后一直在8800万人的数据上下游移。但这只是纳税的男丁数，大部分的妇女和奴仆、流民不在其中，更别提故意隐瞒的。史学家估计明末总人口应该在1亿8千万左右。历史上成化七年报人口21811128人，成化十七年报22283113人，增长不过80万；惊悚的是，十年后的弘治四年，人口竟只有80803382，少了1200万！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这些人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事实上，明朝高度重视人口普查。明初，朱元璋在全国上下推行户贴制度，后来又确立了黄册制度。但因为军户不清、户口隐匿、流民逃亡、不入户籍的市民阶层增加等原因，黄册上记载的人口数字，与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人口数字相差甚远。特别是一些像《实录》之类的大范围的人口统计，更是如此。
　　人口的增长率存疑，耕地面积的变化更是魔幻。按照官方史书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共3832322顷余，而洪武二十六年纂成的《诸司职掌》又谓田土总计8212823顷余；洪熙至隆庆间的田土数，除弘治一朝外，实录所载基本上都在200万顷以上；《明孝宗实录》所载弘治年间历年田土数均在820万顷以上，其中弘治十七年达8212822顷余，正德《大明会典》则载弘治十五年田土数为2228088顷余，《后湖志》记载该年田土数为2212330顷。
　　数据还没有出炉；但是朝会上年富壮着胆子估算，目前实际人口应该已经接近一亿。
　　这样的数据，汪舜华只是微微点头，要求进一步加强清理，确保应清尽清。现在人丁税取消了，人口多少和税收多少并不直接相关，她也没有实施计划生育的打算——她不担心人口太多，养不起，毕竟土豆、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还没有引进，东北还没开发，更别说广大西伯利亚地区和美洲、澳洲，有的是土地，她只怕人口不够没办法去占领呢。
　　——她是很想派人去美洲的，但一来刚刚开海，还许下了不下西洋的承诺，马上打脸实在难看；二来现在的造船技术她也很没底，虽然说航海是一件冒险的事，但也不能让人家白白送死；三来她在朝廷上也没那么大的声望，总要找个由头，才好出手。
　　——好在去年开放海关以后，因为传说南洋那边盛产粮食，而且通关免税，真有不少商人去那边寻找粮源，还真的找到了。吕宋、苏禄、越南等国都是一年三熟，以前不是不知道，但商人重利，更关注金银珠宝一类奢侈品，粮食这种利润不大，现在关税标准在那里摆着，为了免税，即便是做其他生意的，也要捎带几千石粮食，因此就有不少商人专门跑到那边去经营。年底就开始陆续往回运。
　　现在海关衙门和港口都还在紧张建设，只能在泉州、广州、南京、天津等地登陆。户部今年拨了大笔银子买粮，还计划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多建几个粮仓，有备无患，谁会嫌粮食多？汪舜华本来计划由礼部牵线，户部派人去南洋和各国政府谈判，建设粮食产销直达平台，但是遭到了阁臣的一致反对，说是落在番邦眼里，怕生出不臣之心；其实还是担心以此为契机，再来一回下西洋。
　　汪舜华也就没有坚持，只要有粮就行；只是她心里很清楚，这只能是一种补充，碗里必须盛着自家的粮食，才能安心——粮食受制于人，绝对是找死，何况目前的物流成本，想要降下来就很不容易。


第181章 三元商辂
　　在朝野上下忙着清量田地的时候，有关科举弊端的奏疏摆上汪舜华的案几，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巨石，引发了千层浪花。
　　事实上，目前的科举考试还没到祸国殃民的地步——被顾炎武痛斥为“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的八股文，其实现在还没有真正产生，至少官方没有强制要求。历史上直到宪宗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才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
　　所以，汪舜华没有必要为一个还没有出现的问题纠结。
　　但科举的问题确实已经开始凸显：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钳制思想，当然反过来说就是统一思想，但它将思想完全统一到孔子的思想上来，这就有问题了。当然，综合管理岗考孔孟没啥，毕竟马列毛邓都还没有产生，汪舜华自认自己也没那个能耐能够构建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其他的专业技术岗位和行政执法岗三类还是应该侧重专业技能的。
　　其次是滋生了腐败。这个是废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为了考上拼命拉关系找后门甚至卖考题这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严打就行，保管死的心服口服。
　　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结党。所谓门生故吏，朋比为奸，就是如此。
　　历史上嘉靖时期，张璁对科举进行了改革，扫除了一些积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汪舜华这个历史白痴对此不太了解。
　　不了解也不要紧，建极时期的官员们也不是吃闲饭的。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提出科举改革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商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三元”，大满贯选手。
　　他说科举有问题，比其他人说有力度一万倍。
　　商辂在历史上以守成著称，在改革创新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建树，但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此，不能说他自己真的没想法。
　　事实上，商辂的三元之路并不顺畅，他在宣德十年考中乡试后，连续三次落榜，直到正统十年才在会试、殿试中一举夺魁。对于科考的问题，他不能说没有感受。
　　这些年朝廷提倡发现和解决问题，对于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他也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
　　当然，站在他背后的官员还有不少，包括知名学者曾彦等人，都是多次落第。当然这人历史上后来考中了状元。
　　去年疾风暴雨的改革，让商辂看到了汪舜华的勇气和决心。他开始重新审视当年汪舜华的施政宣言，即便不能全部做到，朝这个方向努力，总还是不错的。
　　于是他上书指出，目前科举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文风过于浮华、考官录文不实、所选考官不行。
　　考官的问题，就是除了两京主考用翰林官，十三省乡试考官都是本省自行安排。此前是教官、耆儒兼用；景泰三年，不再用耆儒，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由于是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自然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意见纷然。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商辂详细介绍了来龙去脉，语气不无悲愤：“关节已经事先打好，能录取的多是权贵子弟。科考不公之弊，莫甚于斯。”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汪舜华想到当年王文等人因为子弟没有考中就弹劾考官，简直乱来。
　　有鉴于此，商辂提出，有必要进行改革。首先是文风问题：“凡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录。”
　　汪舜华点头：“说得很好。”
　　商辂接着提出：“以后可派京官参与乡试，打破地方科举垄断，真正为国选材。”
　　汪舜华也同意了，以前正副主考由翰林官充任，同考官由礼部、詹事府等部门派官，其他的提调、监试、供给等官仍由地方官员充任。
　　此外，为了避免科举一家独大，彭时等建议恢复三途并举。
　　汪舜华拒绝了，三途并举就是科举、监生和举荐三途并重，前面两个都还好，监生好歹学校出来的，只要不是买的资格，多少还是有点学识的，尤其这两年太学生到处办差，很该给其中办得好的一个前程，其他人才有办事的动力；举荐这个实在太坑，虽然说现在会举荐很多知名人士，但一旦作为重要手段，走终南捷径炒作包装自己都是轻的，更严重的是攀附朝臣和地方官，求得保荐的资格，这个举孝廉有什么区别？到时候滋养一批学阀、门阀，必然贻害无穷。